校时期，他成为孙文主义学会骨干分子，坚决反对共产党；其后去莫斯科留学回来，更对共产党极端仇视。他一向说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不过只能是三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在他看来，这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来实现。像苏联共产党进行那样“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行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国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这就是他自己的最根本的政治纲领，也是他在一切活动中贯彻始终的行动纲领。他回国后，于1927年在杭州任黄埔军校六期北迁的学生总队长，很想从此转入带兵，因为他早就一心一意想学蒋介石那样，能掌握兵权。可是蒋介石却看出了他不好驾驭，偏不许他插足到部队中去，而只要他搞政治工作。

    与贺衷寒不同邓文仪是一个“拥蒋狂”和“反共狂”，狂到几乎难以令人理解、甚至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地步。他对于拥蒋和反共，一直都像发疯似的，老是狂喊狂叫、乱蹦乱跳，却又张口结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文章和讲演，都只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简直使人无法晓得他到底说的是些什么。但是他无休无止的活动，乱冲乱撞的劲头，却是他的最大特点。他满口“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这两句话倒也的确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1927年“四一二”前，他从苏联回国，即与贺衷寒、萧赞育等向蒋介石提出反共的主张，蒋因而派他到黄埔军校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在“四一二”后的黄埔军校“清党”期间，他是“清党”的积极主谋者和执行者之一。其后他即任蒋的侍从秘书，是非浙江籍的黄埔生中侍从历时最久也是最被亲信的一人。虽然蒋喜怒无常，时而挥之即去，又时而呼之即来，他总是毫无怨言，还老是向人说：“谁能离得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还是在他身边，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因此，蒋对他倒也不像对贺衷寒那样的有所顾忌，而对他亲信的程度几如其对浙江籍的其他待从一样。

    1930年他利用侍从秘书的地位，在黄埔学生中集资创办了拔提书店，并亲自主持，专门发行蒋介石言论集和他自己所编的为蒋个人作宣传的什么领袖言行以及他与黄杰等所写的几本蒋介石传记之类的东西，此外便是什么《剿匪手册》、《剿匪主要文献》之类的反共宣传品，大量向部队及一切有关机构强行推销，借以扩大蒋介石的个人影响和反共宣传，并以之谋利敛财。这笔收入很不小，有一半入了他的私囊。

    一向有领袖风范的贺衷寒道：“按校长的意思既是要组织起来，就得有个名称、政治纲领、组织原则，最主要还得有个领头，不然就是一盘散沙，不成体统。”

    邓文仪道：“领头的当然是校长，在这些人当中，谁也取代不了他。”

    贺衷寒有些不服道：“校长那么忙，他哪来时间管具体的事？”

    戴笠见大家七嘴八舌争来争去，争不出个所以然，借口不舒服，溜了出来，准备办他自己的事情去。

    贺衷寒在后面叮嘱道：“这些天天天都要开会的，你可不得缺席！”

    戴笠应道：“知道了。”

    这些天，戴笠比谁都忙，一有空就研究那本小册子，经过反复阅读揣摩，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写出一份建议书，准备马上呈送蒋介石。

    这份建议书提出，建立这个黑衫党或褐衫党一类的组，重点要强化特工力量，用非常手段打击反对领袖的异己力量，保卫领袖至高无上的地位，针对这一实际情况，最好这个组织要设立一个专门的特工部门。

    戴笠揣着《建议书》来到中山陵园蒋介石官邸，正欲要警卫通报，恰好毛庆祥从里面出来，老远就叫道：“戴笠，你这臭小子，发了迹就不理我了，这段时间哪里去了？”

    戴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