笠对CC系特务组织的嫉妒和仇恨，恨不能把他们置之死地而后快。

    话分两头，自戴笠成立特务处组织以后，先后杀了张敬尧、杨杏佛、史良才、吉鸿昌，可谓成绩赫赫，这使CC系头子陈立夫感到十分不安。

    自上海金园路证券交易所与戴笠结怨以来，两人的关系一直紧张。针对CC系比不上特务处有成绩，CC特务系统召开了一次高干会议，专门榫与特务处的斗争问题。在会上，陈立夫、张道藩、洪兰友、叶秀峰、徐恩曾等CC大头目都认为戴笠的特务处在行动工作方面已经后业居上，调查科的破案率只及特务处的十分之一。调查科只在南京、上海、九江、汉口有行动表现，而特务的行动成果已经遍及全国。在会上，CC大头目叶秀峰等人猛烈攻击调查科驻沪特派员黄凯，指责他在上海成天抽鸦片、嫖娼妓，私生活太坏，在特务工作方面没有做出成绩，应对CC特务系统的坍台负责。并警告说：“你再不努力，以后全部工作由姓戴的去做了。”这次会议后，CC特务系统决定成立肃反委员会，又计划成立东南、西南、华北、华中，特区等5个分局，准备与戴笠抗衡。黄凯的驻沪特派员因与戴笠在上海的特务工作竞争不力被撤职，陈立夫经过一毓的努力，在反共方面缍做出了成绩，有些方面确实显出较高的反共水平。

    首先在部建制上，CC系有一套高出戴笠的办法。这就是搞小组学习，要特务们读马列主义收刊，讲座共产党的建设，甚至由专人拟制提纲深入钻研《联共党史》，为小组所学习。这与戴笠对手下特务的思想封闭禁锢，以至谈“马”色变，谈“红”色变来说，确实要高明一些。再次，CC系特务十分注意研究和提高，“劝降”技术，对被捕的中共党员进行“劝降”审讯的时候，一般采取心平气和的“说理”方法，而且善于用国民党的观点“辩驳”马列主义，来动摇共产党人的信念等等，促使其拳变革命。这和戴笠对抓捕的人犯动辄严刑拷打，甚至亲自用刑副供比较起来，也有水平高下之分。

    就特情人员的运用来说，CC系特务也不同戴笠。他们一量发现共产党的基层人员，并不急于逮捕逼供，而是先把他们引到偏僻的茶楼酒肆里，进行引诱、威胁、促其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培养成内线“细胞”，然后扩大战果，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打入高一级的中共组织，凡发现不利于“细胞”提升的障碍，立即予铲除，等等。

    正因为CC系特务在反共方面有这些“高明”的手段，在整个3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CC系特力组织的地位始终在特务处之上，尤其是反共方面，CC系特务组织无颖旧权威机关。CC系大头目陈立夫也历来瞧不起戴笠动辄绑架、暗杀的土菲作风。在一次CC系特工训练班上，陈立夫对特务们讲情报业务的政治要求，课后，陈立夫对身边的亲信特务说：“戴雨农喜欢蛮干，情报工作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有啥用场？”

    这话传到戴笠耳朵里，对陈立夫更是恨得咬牙切齿，处处与他做对。当时，双方的工作重点都放在上海，上海便成了双方斗法的场地。CC系特务要搜捕和处理人犯时，必须经过警察局的批准和协助，而警察同关大多掌握在戴笠手里，戴笠总是有意为难他们。

    戴笠与CC系的勾心斗角，使蒋介石察觉到这种内砂大大地削弱了特工力量，觉得有必要将其统一起来，于是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由陈立夫任局长，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CC系原班人马，由徐恩曾任处长；二处（邮检处）是新成立的，由于默屯任处长。

    军统局于1935年5月4日正式成立，局本部设在南京西华门四巷非园，一处地址设在南京疲乏署街132号；二处仍在南京鸡鹅巷53号轱处设在南京山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