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重心北上，手下全是饭桶，戴笠几经努力，西北军固若金汤……戴笠发现西北军将领胡逸民的小妾向友新风情万种……两个人打得火热，情报源源不断涌到南京……终于，探得张、杨将……

    戴笠把支票还给杜月笙道：“三哥，你听我把话说完。我退礼品、拒绝赴宴，为的是免得招人攻击诋毁、授人把柄。你倒好，还托杨虎送支票给我，难道我们的交情是30万元就可以买到的么？你给我拿回去，自己收看。我们既然是结拜兄弟，你的灾难就是我的灾难！”

    杜月笙心里一热，叫道：“拿酒来！”

    话音甫落，把举起的水果刀划向自己的左手拇指，酒来后，把血滴进酒里。

    戴笠见状，也抓过水果刀划破指头，两人喝了血酒，结拜成生死兄弟。

    就这样，一件轰动全国的毒品制造厂案件在戴笠的一手操纵下，只把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官温建刚当做替罪羊，拉出去枪毙，以应付舆论而真正的主犯杜月笙则安然无恙。

    这件事使杜月笙对戴笠刮目相看，认为他才是江湖上真正一等一的完人高手，深悔以前交往不深，发誓今后要加倍补偿。

    自此，杜月笙成了继胡宗南之后，戴笠的第二位知己。

    闲话休题，书归正传。戴笠从上海归来后，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将工作重心转移到西北。

    在此之前，蒋介石得知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急忙把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胡宗南的中央军共30万大军调往北方，与红军作战，并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共”副总司令。

    特务处成立之初，戴笠把主要注意力放在长江流域和东南各省，对华北各省渗透得较晚，对西北地区抓得更晚。从1932年至1933年，西北陕甘地区只有一些零星的情报活动，直到1934年才开始派陕西华服人、黄埔一期生马志超任陕西省站站长，公开职务是西安市警察局长。马志超原任八十师团长，因与师长陈明仁争权夺利失败，一怒之下投奔戴笠。此时，戴笠急于加强西北地区的特工活动，马志超又是老陕，人地相宜，立即被派往陕西。这是戴笠在西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省站组织。

    真正使西北地区的特工形势为之一变的是1935年。这年的1月1日，蒋介石到杭州浙警校视察，并由戴笠召集警校的高级特务听蒋训话，蒋作了题为《特务工作人员之基本修养》的讲话。蒋对特务工作历来是讳莫如深、黑幕重重的，很少有系统的长篇讲话，也从来不以书面见诸文字。一般说来，对戴笠或陈立夫、徐恩曾等人交代任务，也没有第三者在场，因此外人很难了解和研究他的特工思想。而蒋这次在浙警校的讲话却是个例外。蒋在这次讲话中反复强调的其实只有两句话：“第一，绝对服从命令；第二，不许自作主张，要求特务工作的内容就是做领袖的耳目与手足。”并指示戴笠迅速在全国各地建立特工网络，加强特务组织作为领袖的耳目与手足的特殊功能。根据蒋介石这次讲话的精神，戴笠进一步调整部署，强化外勤机构的建设，并把西北地区特工组织的建立列为特务处的工作重点。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迅速成立西北区，以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区的特工活动。接着又成立了榆林站、晋南站、太原站等省一级的组织，单就针对陕甘宁边区而建立的特务组织就达20多个。为了加强情报的传递速度，提高特工效率，戴笠下令在西安建立了无线电话总台，在西北各省站建立无线电分台，配置各地特务组织的电台达到30座左右。并对西北区规定了3个工作对象。

    第一个工作对象是红军，要求西北区以所谓“看不见的力量”，一方面广泛搜集红军的军事情报，供蒋介石和西北“剿共”“剿区”时围进剿决策的参考，一方面在西北各大中城市和后方各地大肆搜集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