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部成立于“大武汉”时期，是当时军委会下属的四大部之一，与其他部相比，政治部偏向于抗战宣传，属于“卖狗皮膏药”的部门，然而唯其如此，要想有所成绩，其复杂性和操作难度，一点不比军政部或者军令部低。

    陈诚出任政治部首任部长时，很多人都不服气，有人甚至笑话陈诚是“党政上之游击”——在党政这碗饭上，你陈某人不过是个不入流的游击队队员而已，连正规军都算不上。

    的确，虽然陈诚已经指挥过淞沪会战、武汉会战这样的超大规模战役，但在官场中他还只能算个小字辈，而官场又不比战场，没法直接记军功，一下子升得这么快，不招来羡慕嫉妒恨，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一边是数不清的流言和中伤，另一边却是政治部早期的红红火火。

    在陈诚执掌时期，政治部是国共合作最融洽、产生合力最集中的一个部门，在抗战宣传上更是搞得轰轰烈烈，“卖狗皮膏药”硬是卖出了效果，令人刮目相看。

    应该说，陈诚无论在军事还是政治方面，都有一定的能力，而且他性格要强，非常能吃苦，因“能干，苦干，硬干，强干”曾被称为“四干将军”，属于标准的工作狂，这一点与蒋介石颇有相似之处。

    可是在优点相同的情况下，两人的缺点也惊人的一致，就是“毅”不错，却都缺乏一点“弘”的修养和技巧，为人处世锋芒毕露，周围不小心得罪过的人常常多得连他们自己都记不清。

    由于资历较浅，很多政府部门的高官都曾是陈诚的前辈或老领导，陈诚在公开场合见了他们毕恭毕敬，比如何应钦要叫敬公（何应钦字敬之），连顾祝同也得称之为墨公（顾祝同字墨三）。

    然而尊敬归尊敬，真正办起事来，陈诚却是六亲不认，该反对谁就反对谁，有一说一，没半点含糊的。

    孔祥熙一直将陈诚看做是小老弟，对其很赏识，曾经利用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在何应钦面前竭力推荐陈诚做军政部次长。陈诚原来也很尊重孔祥熙，不仅当面称“孔庸公”（孔祥熙字庸之），而且自谦为“晚陈诚”。

    本来两人的私交应该很好，但让孔祥熙万万想不到的是，陈诚入朝为官后，几乎没有哪一次不朝着他开火，搞得他十分被动。

    原因就是陈诚认为孔祥熙掌管的财政部充满贪官污吏，而陈诚一生，最恨的就是贪污受贿。

    在陈诚的屡次弹劾下，孔祥熙狼狈不堪。

    有熟人看不过去，就想从中疏通，便对陈诚说：你这样不好，得罪人太多，树敌也太多，不是好事。

    陈诚马上回答：你和孔祥熙有交情，我和他也有交情，可是我们不能以私废公，你不能包庇他！

    “孔庸公”被陈诚搞得没有办法，只好亲自登门，向陈诚解释，说你不了解我们财政部的内部情况和操作程序，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陈诚仍然不为所动：不是那样，那你说是哪样？

    孔祥熙彻底崩溃，万般无奈之下，出了个无法之法，建议对方从政治部派员到财政部上班。

    这就等于是在自己办公室设置监控摄像头了。孔祥熙认为退到这种地步，陈诚应该不好意思再逼之过甚了。

    错，在这方面，陈诚根本就没什么好不好意思的，他真的派了人去财政部。

    这是文官，对于军中老前辈，陈诚同样毫不客气。

    何应钦一人身兼参谋总长及军政部部长两职，可谓位高权重，但他和陈诚在性格作风上泾渭分明。

    “何婆婆”举止文雅，特别是待人温和，即使部下犯了错或有唐突之处，也很少当众大声呵斥。

    “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前，脾气火暴的刘戡曾对着他拍桌子，还骂他是汉奸，当时何应钦被气得直哆嗦，但也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