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倔一点并不是坏事，是好事。

    对于陈诚来说也是如此，只有回归老本行，到战场上去体现价值，才能找到继续往上攀登的阶梯。

    宜昌失守的教训表明，李宗仁第五战区难以顾及江岸战场，要保卫重庆，就需要在宜昌到重庆之间建立一个新战区。

    宜昌原先有一个第六战区，但这个战区是配合薛岳第九战区而设立的，其目的也主要不是为防卫宜昌，而是确保湘西。之后，因为桂南会战暴露出机构设置过多的问题，包括桂林行营、第六战区在内都被撤销掉了。

    1940年7月1日，中国统帅部决定在宜昌以西重设第六战区，任命陈诚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

    当时随着抗战深入，各个战区的问题都越积越多，第六战区虽然是个新战区，然而也无非是把七七八八的部队拼凑在一起而已，所以该有的一样也少不了。

    陈诚把问题都摆在桌上，发现最棘手的是两条。

    其一，缺额。每支部队都缺，而且缺得触目惊心，看着一个军，其实不及一个师，看着一个师，其实不及一个旅。

    如果对军队实际情况不了解，指挥打仗时就很成问题。比如按照日本人的“大队定律”，你进攻他的时候，前面一个日军大队，你至少得派上三个步兵师，但结果这三个步兵师只能称为三个步兵旅，最多合一个师，那如何攻法？

    其二，缺粮。因为运输困难，后方军粮不敷需要，导致部队常闹粮荒。在这种情况下，当兵的连肚子都吃不饱，哪里还谈得上打胜仗。

    过去，张自忠曾为此百思无计，以至于只能以兵团或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亲犯其险，用以鼓舞士气。

    可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张自忠那样正直，利用部队缺额缺粮来吃空额，从中贪污腐化的不在少数，陈诚对此深恶痛绝。

    缺额，那就一支一支部队清查下去，据实上报，缺多少兵让上面拨多少下来。

    缺粮，表面看来是运力不足，但陈诚一调查，里面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

    重庆政府财政拮据，运粮船的报酬给得很低。长江上的船夫也要吃饭，也要养一家老小，不是一句爱国抗日就能打发过去的。有的船夫不堪其苦，又不敢不接活，往往运输时就出工不出力，明明一天可以运到，三四天也到不了，更有甚者，还故意把粮船给弄沉了。

    陈诚就作出规定，你运多少米，我给多少钱，而且不打白条，这样一来，不仅未再发生过沉船事件，船夫运粮的积极性也马上高涨起来。

    运费高了，军政部不给报销，陈诚就直接拿着账册去找何应钦，“何敬公”被他缠得受不了，只好特许第六战区实报实销。

    可是军政部部长要负责的也不是就一个战区，你要特殊，他要特殊，如何受得了？这也是后来两人矛盾加剧的直接起因。

    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陈诚管不了那么多，他只知道，第六战区的问题初步解决了，又有了好好打上一仗的能力和把握。

    就差一步

    1941年9月中旬，日本第十一军再次进攻长沙，从而引发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统帅部要求其他战区主动出击，在最大限度上缓解薛岳第九战区的压力，以免各战区都被日军各个击破。

    真正响应的就一家，也就是陈诚的第六战区，反击的目标不用说，自然是宜昌。

    驻扎宜昌的仍是第十三师团。当时的大部分日军师团都进行了编制压缩，由两旅四联队制，变成了一团三联队制，但由于宜昌地位特殊，第十三师团不缩反扩，成了一个超规模大师团。

    从关外调来的第四师团没有打过什么仗，是一支满员满额部队，但它没法和第十三师团比，后者的基干和配属部队全部加起来，达到二万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