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歹饭了。

    ——歹饭了。

    ——歹饭了。

    我的二奶奶，一个身高不到1.60米的小脚少妇，站在我家房山旁的高粱地头，冲着黑魆魆的后山坡，可着嗓子唱歌儿似的一声声呼喊着，要我的太爷爷、太奶奶和三个爷爷、两个奶奶，还有几个姑姑，回家吃饭，同时宣告着一天劳作的结束。

    “歹饭”即吃饭。我查遍了一本《现代汉语词典》和一套《汉语大字典》，也没找到这个“dǎi”字，不得已生搬硬造，弄成了“歹”字，以便保持本书所写的那个年代的滋味。而笔者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上学读书后，才把“歹饭”改成“吃饭”的。至今在东北一些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口中，特别是乡间，仍是“歹饭”。张学良在台湾、夏威夷，仍旧管“出生”叫“下生”，管“枪毙”，叫“枪瘪”，到老一口乡音未改。

    这里是辽宁省凤城县（今凤城市）弟兄山乡碾子沟。我家的5间茅草房，坐落在个椅子状的山洼里。中间是厨房，东西两头是南北大炕的卧室，两个灶坑里的余火是一条沟里唯一的光亮，大子、小豆饭和土豆炖倭瓜的香气，在夜色中弥漫着。比篮球场还大的院子，周围一圈碗口粗细的原木一劈两半夹起了一人多高的障子，西侧矗着个比房子还高大的包米仓子，东侧靠大门处是猪圈，外面是小山一样的粪堆和比粪堆还大的柴火垛。后面将会写到，我的祖辈固执地认为，就是这粪堆和柴火垛，在冥冥中主宰了我们这个家族的命运。

    像辽东大山里层层叠叠的崇山峻岭一样，这里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一派原始的荒莽与生机。据父亲生前讲，我爷爷的爷爷，道光年间从山东莱州闯关东，在鸭绿江口一带上岸后，走到这里就不走了，看中的就是这里荒无人烟，远离官府，没人管。直至“九一八”事变前几年，在离我家3里多远的沟口，才陆续搬来几户人家，逐渐形成一个小小的村落。

    我家是个老少三代的20余口之家。这等人口的家庭，在我的童年时代就少见了，那时却不稀罕。农耕生活，原始劳作，把人们紧紧地吸附在土地上，也维系着传统的大家庭。优越性之一，是能够较大限度地发掘劳动力资源。像我家，三个奶奶轮流值班，每人一个月，做饭喂猪，操持家务，还兼“幼儿园长”的职责。里外忙活，不时要瞭上几眼，喊两嗓子，让包括我父亲在内的那些还不能劳动的孩子，玩耍时别跑远了，让虎呀狼呀什么的叼跑了。

    我一口一个“我家”，其实是不确切的。因为我从未在那里生活，甚至没有去过那里，连我的父亲也只是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应该说，对于那里的印象和记忆，连我的父亲也不是多么深刻的。

    但是，我敢说，我的二奶奶唱歌儿似的喊叫着“歹饭了”的那个晚上，就是那个悲惨、耻辱的“九一八”之夜。

    相信读者会和我一样，记住我的祖辈第一次见到日本人的情景。

    一天晚上，一辆汽车由远而近，驰来碾子沟。那巨大的轰鸣已使人胆战心惊，把一个小山村和半面山坡都晃照得雪亮的车灯光柱，则要把人唬得魂飞魄散了。还在油灯下忙着什么的人，睡梦中被惊醒的人，都以为是什么“妖物”来了，有的拔脚就跑，有的想跑却硬是拔不动脚。汽车进村了，车灯熄灭了，山野间复归静谧。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先是几个胆大的汉子，接着几乎所有的青壮年男人都跟了上去，手里都操着家什，还有几杆放蚕用来轰赶鸟兽的老洋炮。大家蹑手蹑脚的，大气儿不敢出，唯恐把这个“妖物”惊醒了。不知谁喊打烂它的眼睛，老洋炮“咚咣”一通响，人们拥上去，棍棒锄镢又抡起来一顿砸。

    据我的爷爷讲，当时人们认定这是个“妖物”，必须惩罚它，降伏它，起码也要让它晓得这方水土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