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青和他的13名日军顾问。

    他们在黑土地上呼哨而来，呼哨而去，不大讲战略战术，却是枪准马快（大都为骑兵马队），熟悉地形，善于奔袭、偷袭，连奉天城也敢于攻击。第一次是1932年3月10日，化装成伪军混进城去，大白天把座东北最大的城市搅得沸反盈天。第二次是8月28日，利用雨夜摸进东塔机场，点燃汽油，十多架飞机在冲天大火中烧成铁骷髅。

    东北素以多匪著称，张作霖、马占山都是绿林出身。“九一八”事变后，胡子又多打抗日旗号，难免鱼目混珠。但是，作为义勇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中的许多队伍是坚决抗战的，许多人是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像堪称“胡子专业户”的“老北风”，和他的四个儿子全部战死。台安县的“荣山”崔德志，被俘后拒不投降，日寇把他关在笼子里游街，押送刑场，一路大骂鬼子。曾任吉林救国军旅长的“老双胜”祁永全，弹尽粮绝，敌人上山喊话，封官许愿，他宁肯冻饿而死，也不下山投降。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些平日里耀武扬威，能耐大得好像这个世界都盛装不下的、也最该与黑土地共存亡的官们，一夜之间或者没了影儿，或者很快又人模狗样地陪着新主子登场了。而这些被他们逼得铤而走险，哪朝哪代都要被官府打灭的，在黑土地上被称为“胡子”的土匪，却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向着侵略者和这些人模狗样的东西发出愤怒的最后的吼声。

    1931年11月、12月，马占山将军率部进行江桥抗战，民族英雄邓铁梅的民众自卫军收复凤城县城凤凰城，揭开了东北爱国军民大规模抗战的序幕。随之，吉林的李杜、冯占海、王德林，辽宁的唐聚五、耿继周、郑桂林，黑龙江的苏炳文等部，义勇军抗战风起云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度收复的县以上城镇达四十多座次，奉天、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这样的大城市也多次受到袭击。

    1932年6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在《上奏军情报告》中说：“自兴兵以来，丧失了将士七百二十六名，出现一千五百余名战伤者和数百人冻伤者，实在为之恐惧不安。”

    本庄繁上奏的伤亡数字，当然都是日军官兵——而这时尚属义勇军抗战方兴未艾之际，大数还在后头呢。

    据当时的巴黎《救国时报》披露，在日伪当局的报告中显然是被大大压缩了的日伪军战亡人数，实是6541人。

    1932年夏，遍及白山黑水的义勇军曾达40万以上，半年后主要部分就被消灭了，再半年后除本书后面将会写到的王凤阁等几支零星武装外，就不存在了。

    来得快，去得也快。

    “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的200多架（或300架）飞机，完好无损地送给了敌人。江桥抗战中攻击马占山的部队，以及后来轰炸锦州、热河的飞机，有些就是原东北军的飞机。有老人说，那飞机上的太阳旗，有的红油漆抹得挺薄，低飞时还能看得出底下那蓝色的青天白日。还有仅奉天一地的10余万支步枪，近3000挺轻重机枪，近千门火炮，26辆坦克，以及当时中国最大的、号称“东方克虏伯”的奉天兵工厂；当然还包括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各机关、企业、学校的大量财富，价值达17亿以上。当义勇军为补给愁苦，因缴获一支“快枪”、一挺歪把子而欢欣鼓舞时，又如何当得了不抵抗政策“无私”资敌的财富、武器，更不用说敌人原本就十分强大了。

    江桥抗战期间，一位外国记者采访马占山时，有如下问答：

    ——武器子弹何来？

    ——有库存。

    ——库存用完呢？

    ——民间有枪弹。

    ——民间枪弹用完呢？

    ——只有一腔热血！

    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