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变化的时刻，一个需要迅速做出判断和决策的时刻。敌对阵营和各种政治、武装力量，包括苏联和美英法等在东北有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国家，都在审视、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以期在新的局势下占据有力的地位。

    罗登贤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举措，是抽调有力干部到农村去，宣传、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斗争。一是积极支持、帮助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斗争，二是大力发展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现在，我们必须用点篇幅了解一下“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是个什么样子。

    1935年12月20日，东满特委书记冯康（魏拯民），在《关于绥芬大甸子及安图的反日工作等问题》的报告中说：

    我们的人——军（“人民革命军”，中间的3个字原文省略了——笔者）现在天天在离城一二里活动，敌人不敢出来，安图全县只有一个日本人。

    1935年底了，安图县只有一个日本人，这在当时东北的154个县中，应属个例。可在1932年，见不到日寇影儿的县是太多了，特别是偏远的县份。“九一八”事变后，所谓日军不到3个月就占领了辽吉黑的大片领土，它占据的主要是大中城市和铁路沿线。广大农村，或当地驻军，或民众百姓，或军民结合，义勇军蜂起达93个县。义勇军失败后，靠近苏联的一部分过界去了苏联，被缴械后遣送、流落到新疆。留下来的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有的散了回家了，有的投降了，有的潜入山林成了绺子（胡子），用当年的文件资料中较文雅的词儿，叫“山林队”。

    1932年夏，东北许多地区暴雨成灾，松花江水甚至冲进哈尔滨，周围十几县皆成泽国。土里刨食的庄稼人的那点儿盼头，就是如何才能熬撑到明年秋收。逢上天灾，或是战祸，老年人就会摇头叹息，说这是“起胡子”的年景啊。东北人形容什么之多，来势之猛，就在这个名词前面加个“起”字。比如庄稼发生虫害了，就说“起虫子了”。近代以来，东北地区有三次较大的“起胡子”。一是甲午战争后期，二是日俄战争时期，再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战乱加天灾，越发民不聊生，用笔者采访时有的老人的话讲，是“遍地‘起胡子’”。

    后面将会详述的日寇的“治安第一主义”，事变不久就提出来了。虽然日寇不断增兵，可偌大个东北，十来万关东军，就是都撒下去又哪到哪呀？况且城市和铁路也不断受到袭击，兵力就更显不足。日寇铁蹄还未踏到的县份，县长和一班官员，有的辞职回家，有的逃难进关，有的就像锦西县长张国栋那样，准备迎接侵略者了，那地面会成了什么样儿？即便被日军占据的县份，也大都占个县城，城外就是各色武装的天下，少量日军轻易不敢出城。

    奉系军阀对共产党人的镇压，难以与其他军阀比较出个谁轻谁重来。东北人民没有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的经历，东北党组织力量比较弱小，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九一八”事变后的客观形势，广大农村的权力真空，给共产党人提供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在那广阔天地间大有作为了。

    “九一八”事变前，共产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满洲省委的工作主要面向城市。罗登贤主持省委工作后，很快开始了两个转变：将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将反对国民党、奉系军阀的反动统治，转向对日寇的武装抗战。

    罗登贤开始调兵遣将。

    第一个被调动的是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让他去东满（大体为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所辖地区）任特委书记。那里的党组织正在组织武装暴动，急需一员干将去那里掌舵。

    罗登贤说：长荣同志，为了反日救国，你可以做任何事情。

    之后，满洲省委派往各地的每个同志，罗登贤都要与之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