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阶段的企图和趋势宣布无情的战争，因为这可过早的破坏或完全不可能造成现在所规定的必需的统一战线。”

    四是强调群众斗争策略的灵活性。“北方会议”要求普遍地组织工人罢工，农民没收地主土地，军队实行兵变，组织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1·26”指示信根据东北的特殊情况，提出党的中心工作是没收敌伪财产，保障劳动群众的基本权利，在伪军中组织兵变，在反日武装斗争中由最好的游击队编成人民革命军，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反日会。

    在经历了半年多自杀式的“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后，历史基本又回到了罗登贤时期的那个起点上。

    孙悟空的一个跟斗云，也只能翻出十万八千里。比之“北方会议”，“1·26”指示信无异于从三九一下子跃进三伏了，也就难免留下些“北方会议”的尾巴。到了1934年2月22日，中央认为东北已经到了必须“把反日游击运动提高到土地革命的阶段”，指示满洲省委执行“1·26”指示信中“准备满洲苏维埃革命”的任务，这尾巴就又高扬为旗帜了。

    “1·26”指示信送达满洲省委时，杨靖宇正在省委。这时他已从实践中认识到“北方会议”那一套是行不通的，却又不能擅作主张，就从磐石赶来请示汇报，正好赶上省委学习、讨论、贯彻指示信的一个全过程。

    王明在写作这封指示信前，应该知道东北的“胡子”、“山林队”，以及他们当时的生存状态。不知是不屑一顾，还是这位安徽金寨县（这个县历史上也是盛产“胡子”的）人觉得生僻、拗口，还是怎么的，反正通篇都没有“胡子”、“土匪”、“山林队”的字样。

    现在，杨靖宇与已经写到或行将写到的一些共产党人，不约而同地准备与胡子、山林队统战、联合。

    像任何一个义勇军曾经比较活跃的县份一样，磐石地区的大小绺子有几十种，比较大的像“老常青”、“朱司令”、“双胜”、“西省”、“吴司令”、“磐石好”等等。大绺子之下还有小绺子，司令中还有司令。有的“合绺合财”，有的“合绺不合财”，即大家合伙干，缴获或抢劫来的财物，按照各自人枪多少统一分配，或是哪个绺子抢的就是哪个绺子的，再各自按照人股枪股进行分配。而无论合绺不合绺，合财不合财，山林队一般都是反日的。即便专事抢劫的胡子，日伪逮着机会也是一样收拾的，也不得不反日。依照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法则，这种纯胡子的山林队，即便不能归入朋友、同盟这一类，也不应是仇敌。

    “东江好”、“毛团”“讨伐”游击队失利，“东江好”被日军缴械，“毛团”见势不好，哗变反正，杨靖宇曾写信给予鼓励、支持。这在当时是犯忌的，可现在不成问题了，可以甩开膀子干了。

    红军真打鬼子，而且在反“讨伐”中打出了威风，这是山林队都服气的。而且这时日伪军又开始“讨伐”，大敌当前，大家都觉得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所以，杨靖宇在山林队中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还是比较顺利的。

    7月下旬，在桦甸县八道河子附近，杨靖宇主持召开了南满反日军联合参谋部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南满游击队、“毛团”、“赵团”、“马团”、“韩团”、“许团”、“殿臣”、“常占”、“三江好”、“四季好”等70多位反日武装领导人，一致选举“毛团”首领毛作彬为总司令，杨靖宇为政委，李红光为参谋长，“殿臣”首领傅殿臣为军需长。

    这是“1·26”指示信后，东北红军与非党反日武装最初的联合，而且掌握了相当的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