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一带甚至是鹤立岗最有名的。他儿子在苏联读书，同时苏联方面是非常相信他，所以每逢政治、经济有变化，苏联不让普通人过去做买卖时，苏联允许他过去做买卖。但是他将物品运过来时，他卖二、三倍的价钱来剥削群众，一般农民是并不乐意他。但是他对人很好，任何人在上卡（过境——笔者）走过去，就可以到他家里去吃，他家每天都有二十多个客，甚至胡匪、小偷也可以去吃、住，所以兵士或土匪、小偷在路见着曲大爷的东西是不劫的。同时他和官僚军阀也有很深的联络，所以我们称之为“变相的买办”。像曲大爷这类什么朋友都有的人，在山沟里和山沟口是非常多，这都是有山里风味的。

    1933年5月，《关于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半年来工作报告》中，讲的这位“有山里风味”的曲大爷，广交朋友，什么人都交，朋友多，路子宽，活得滋润。东北各地都不鲜见这种“路路通”的人物，这是一种生存智慧。李延禄广交朋友是为了反日救国，多个朋友多把力，反日不怕人多。这是最简单的真理、最普通的常识了，却违背了中央精神。

    “北方会议”是把除了穷人之外的有产阶级，与日本帝国主义半斤八两的都当做了敌人。“1·26”指示信强调下层统一战线，反对上层勾结，与“北方会议”一脉相承的都是这条阶级路线。江桥抗战的功劳，只能记在士兵的头上，因为士兵是穷苦人，马占山是军阀、有钱人，不可能真心实意抗战，阶级本性决定的。而在产生本书的这个历史阶段，一成不变、始终如一的则是“拥护苏联”、“保卫苏联”，因为苏联是“工人祖国”、“阶级祖国”，仍是一条阶级路线。“亲不亲，阶级分”是后来的话，其实东北抗战十四年间，某种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这个阶级阵营中还包括了日本的工农。“应该提出日本工人和中国工人利益相同的口号”，“现在日本作战军士兵极大多数由日本工农青年分子被强迫进来替日本法西斯蒂的当炮灰，所以他们对于统治者的愤恨和反战情绪以及要求回国等日益成熟着。我们应当根据这个矛盾和弱点，并且我们善于利用这个矛盾和弱点，使之变为我们的后备军。”

    如此说来，“九一八”事变是不是就是虚构的了？关东军士兵早就应该打回日本，去推翻地主资产阶级和代表这些人利益的军阀、天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