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民生团”的神秘、可怖，越发坚定肃反的决心，越发要挖寻“民生团”证据确凿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系统，那么，“我们看有许多民生团跑到日帝去被杀了，或不敢投降去，原因在什么地方”？

    不断有“民生团”跑到其他的根据地和游击队去。东满的跑去吉东找周保中，汤原的跑去哈东找赵尚志，经过审查，都被保护、收留下来。

    自即日起，凡参加民生团的经发现之后，无论自服不自服（“自服”即自我坦白、交代、认罪——笔者）一律开除。”“如果不彻底自服，然而还要继续其工作，经过群众路线以后，执行枪决（首领不在其内）。”“经过第一次释放以后仍然继续他的作用时，立刻逮捕放在监狱，仍然希望彻底自服，不自服枪决。”“在第二次释放以后，仍然要干，无条件枪决。”“民生团发现以后，在区委以下的叫他自服，区委以上无条件枪决（此条例系在地方上如此，在军队除去按上述条件外，其余有犯军法最明显的，经各方面调查以后不管次数和领袖，一律枪决）。

    以上摘自1934年12月4日《团省委特派员钟关于东满反日斗争情况的报告》，下面是1935年2月10日《中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吴）致东满特委的信》中的一段话：

    某同志估计游（击）区内十分之六、七是民生团，这是过分的估计。假若游击区内绝大多数群众是民生团，那么这些游击区域老早就被日本消灭了。我认为，在游击区群众中和人民革命军中有少数民生团分子，但是基本群众是站在反日战线方面的。

    东满是“民生团”的发源地和重灾区，省委自然非常重视，不断派人巡视，反“民生团”斗争也就不断加码。直到省委派往吉东的巡视员吴平给东满特委写了这封信，并在金日成等人的坚决反对、抵制下，东满的反“民生团”斗争才有所收敛，并逐渐平息下来。

    但是，没有人认为反“民生团”斗争搞错了，而只是说“扩大化”了。

    就在东北共产党人大抓“民生团”的同时，关内一些苏区也在“肃反”。红4方面军25军82师师长江求顺，被打成“改组派”。此人军政双全，威望极高，全师官兵跪下一片，求情，哭啊。那也不行，非杀不可。大刀举起来了，这个参军前的大别山长工，高呼“革命万岁”、“共产党万岁”。

    给领导提点儿意见，发句牢骚，说句怪话，丢个枪零件，都可能成为“反革命”。几个人在一起吃顿饭，就成了“吃喝委员会”，就是“反革命”。还有“排队肃反”。官兵排成队伍，佩戴绿色领章的特派员（除特派员外都是红色的）在队列间走动，察言观色，逐个端详。谁哆嗦一下，或是眼色被视可疑，十有八九那就是了。还有什么“改组派”、“第三党”、“AB团”，大都穷苦人出身，哪懂这些名词、花样呀？知识分子就更惨了，据说整个红4方面军戴眼镜的，就剩了个12师政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傅钟）。

    1936年1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党委特别会议记录》（第二份）中说：

    若无十一月扩大会议以后的极坚决的展开了反民生团的斗争，那么我们可以估计到日本帝国主义极阴险的“恶毒素”，经过民生团的反革命作用，终于把东满党和人民革命军侵蚀崩溃，像AB团一样，企图断送中国红四军团那样相同的危险性。

    东北被捕杀的“民生团”为2000人左右，其中大多数是在东满捕杀的，有人认为应不少于1500人。

    1933年末统计，东北共有党员2500人。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北抗联教导旅的官兵不到1000人。这不到1000人并非都是党员，被捕杀的“民生团”也不都是党员（军队、地方的党员、团员及群众各为多少人，无从查考）。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