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着裴治云等12位烈士的姓名。

    日本鬼子担心群众暴动，在那儿挖个大坑，偷偷地把他们活埋了。

    被自己人杀死是个什么滋味儿

    延吉县游击队政委朴吉，原名朴润衡，1896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1914年随家迁至中国延吉县。之后，在延吉县太平学校任教，参加支援朝鲜“三一”反日运动，到朝鲜独立军在汪清创办的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即参加独立军的反日战斗。1920年随独立军退入苏联境内，参加朝鲜共产党。1925年返回延吉，受组织委派做群众工作，在长财村组建“高丽共产青年会”，发动群众阻止、破坏日本修筑天图铁路。1929年秋，又到敦化、额穆农村工作，建立“农民协会”、“反帝同盟”。1930年9月1日参加中国共产党，是延吉游击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被打成“民生团”杀害。

    与朴吉在延吉游击队搭班子的队长朴东根，崔相东牺牲后继任和龙县委书记的金日焕，还有前面写过的金圣道，其人生经历及被打成“民生团”的经过，与朴吉大体相似。而金日焕在群众公审大会上被宣布处决时，群众和义勇军官兵喊叫起来，说他是好人，不是“民生团”，要闹事的样子。不得已，肃反委员会答应释放金日焕，却又秘密地将他处死了。

    比朴吉小六岁的金圣道，也是咸镜北道人，也是个老资格的革命家。少年时代随父到苏联滨海边疆区，后迁入珲春县大荒沟，1921年考入龙井恩真中学，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并加入朝鲜共产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珲春、延吉县委书记，积极开展反日斗争。任特委组织部长后，和童长荣一道为恢复、发展东满党组织，创造4县游击队，开辟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被害达2000人左右的“民生团”中，笔者之所以选择上述几个人，因为他们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干部（虽然年纪不算大），理所当然在“最好的同志”之列。

    那么，“最好的同志”，怎么反倒成了最可怕的“敌人”呢？

    有老人说，一些人再疯，再吃错药了，也知道自己不是“民生团”，也能清楚自己身边的一些人不是“民生团”。那怎么才能把那些人的疯劲煞一煞呢？把那些最坚定、忠诚、可靠的人也咬成“民生团”，那些吃错药而操生杀大权的人，是不是就能寻思寻思、清醒清醒呀？再把金圣道这样的人也咬出来，那不就能击一猛掌、吃服解药吗？

    很难说这种说法有没有、有多少道理，因为在反“民生团”斗争已有所收敛的1935年3月，外号“大布衫子”的东满特委常委、宣传部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李宋一，也被打成“民生团”领袖处死了。

    他们中没有“自服”，没有承认自己是“民生团”的。手上沾染那么多“民生团”鲜血的金圣道，甚至写下“我虽然在工作中犯有错误，但不是民生团员”的血书。

    1930年6月至1931年2月，奉系军阀在东满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354人，日本军警逮捕革命者880人，不知杀害了多少人。而抓也好，杀也好，都是正常的、自然的，因为他们是敌人。

    可死在自己人手里呢？

    死在自己人的枪口刀下，是个什么滋味儿，没人说得清楚，因为死者不会说话。谁都清楚的是，只活了三十二岁的金圣道，就算有天大的本事，没有上上下下的那种环境、氛围，他能掀起那样一波又一波的血浪吗？

    巴彦游击队垮了，张甲洲有家不能回，改名“张进思”，跑去下江富锦中学任教，两年后升任校长，又县教育股长，心头始终未泯的是救国之志。1937年夏，与后来成为抗联11军的独立师取得联系。8月28日夜，在和于天放等人去独立师途中，撞上伪自卫团，敌人胡乱开了几枪，他中弹牺牲。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