拽拽，也能顶半个手闷子。脚上是乌拉，这东西轻快又暖和，绑上“脚扎子”（一种两个手指宽窄的“”形铁器，下边有四个爪），走冰雪道不跐不滑。还有个东西叫“屁挡”，狗皮的，狍子皮的，獾子皮的，屁股大小，绑挂腰上，累了坐着，冬天隔凉，夏天防潮。那时胡子和常年在山里干活的人，屁股后头都耷拉个“屁挡”。

    老人说，行军乏，再出汗，一歇下来就冷，越冷越佝佝，还犯困。“活动活动”，当班长的就得勤喊着点儿，还得推几把，踢两脚，必要时拽起来跑一阵子。一眼没看到，谁坐那儿迷糊着了，那就“悬”（危险）了。一次都到老乡家住上了，5号战士觉得耳朵有点儿疼，一摸，没了。东北人讲天冷，就说“这手冻得跟猫咬似的”，像猫咬似的没事儿，猫不咬了就是冻坏了。耳朵薄薄一层，又是脆骨，冻“硬佝”（僵硬）了，树枝什么的一剐碰就掉了。耳朵掉了没事儿，手冻坏了也将就，脚冻坏了，不能行军就不能打仗了，那人就废了。

    丛茂山老人说，大石湖、扁沟、黄土岗子，还有些叫不出名的地方，那伏击战打老鼻子（很多）了。冬天打伏击最遭罪了。趴上个把钟头算短的，有时等上半天，敌人也不来。山顶上有瞭望哨，敌人没来，蹦跳活动都行，上边看到敌人了，就得老实趴那儿了。那时没有天气预报，也不懂什么零上、零下多少摄氏度，现在估摸大都零下20多摄氏度，腊月天零下30多摄氏度挺平常。经常半夜出发，天亮前赶到伏击地，就听“嘎巴嘎巴”响，一人来粗的树都冻裂了，这就有零下40多摄氏度了，就得把枪抱怀里暖着。不然，大拴、“勾死鬼”（扳机）什么的冻住了，枪就打不响了。

    老人说，第一次打伏击，俺就穿的空筒子棉袄趴雪窝子里，也没有套裤。行军出汗，裤裆里都“抓蛤蟆”了，透心凉啊。班长不停地喊“活动活动”，活动什么呀，身子一会儿就硬佝了。日本子过来了，班长命令准备了，俺听到了，看见了，模模糊糊的，脑子发木。枪响了，天崩地裂似的，这下子清醒了些，还是有点儿糊涂。冲啊杀啊，大家伙儿冲出去了，这下子明白了。若在平时，别说自己个，就是有人拽，也得拖死狗似的，那工夫还真就冲出去了。到现在俺也说不清哪来的那股子劲头——就是一股急劲。

    笔者家乡本溪市有“枫叶节”。每年9月下旬后的个把月间，枫叶就火焰般红透了山野，成为秋色的主调，引来游人不绝。古诗说“枫叶荻花秋瑟瑟”，深秋的枫叶更具一种别样的风采，让人感到生命的强悍和壮美。

    而当年的抗联官兵看到枫叶由绿变红，就知道难熬的日子要来了。

    住在城里干休所的、在乡间享受老红军待遇的抗联老人都说冬天游击的难处，不在天气多冷，那时那人多么“抗造”（能吃苦耐劳抗折腾），而在于平原没了青纱帐，山林里树木都光溜溜的，站在这山能看得见那山林子里活动的人形，土地爷和山神爷都不站在抗联一边，就有点儿汉奸的味道了。

    胡子一到冬天就插枪、猫冬，甚至玩弄手段假投降，固然是由其性质决定的，也是因为这个季节不适合干这种营生。任何规矩能够一辈辈传下来的，总是有它的道理的。

    而近在眼前的事实，则是曾被民众寄予希望的几支义勇军的大部队，几乎都是在冬天被击溃的。

    1934年10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为粉碎冬季大“讨伐”给全党同志的信》中说：

    在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掩护下，这些困难——没有“青纱帐”的掩护，气候的寒冷以及给养的困难——是可能克服的，必须反对“冬天不能游击”的倾向，反对一切插枪等待明年“青纱帐”起后再干的企图。

    游击队成立之初，眼见着天气一天天凉了，是难免会想到胡子的猫冬习惯的。青纱帐从倒到起，北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