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潘国权、樊万林就报名参加了青年义勇军。

    农民自卫队和青年义勇军是地方农民武装，受在当地活动的1师领导。农民自卫队要求年龄在二十岁到五十岁之间，青年义勇军为十六岁到二十岁，共同的任务是维护根据地秩序，打击小股日伪军和小帮胡子，有时也配合主力作战。1935年成立“桓兴反日农民自卫队司令部”，由1师师长程斌兼司令。与农民自卫队不同的是，青年义勇军还是抗联的主要兵源，像1师4团就主要是由青年义勇军改编的，还有一些参加了1师少年营。当时东北各地的抗日根据地，都有类似的脱产、不脱产、半脱产的农民武装，日伪称之为“半农半匪”。

    有一首歌谣《苦日子过不了另打算》：

    天上没雨地下旱，

    苦日子过不了另打算，

    白天还是庄稼汉，

    黑夜背枪变抗联。

    潘国权老人说，那时俺们干得最多的是给抗联弄给养，主要是粮食。那时穷人不缺粮，有钱大户也捐钱捐粮，咱们保护他们不让胡子绑票。再就是抓走狗、送情报，有时还拉（锯）电线杆子。一伙十来个人，天黑看不见人了，扛上老洋炮，带上锯，就走了。有放哨的，有拉的，两人一组，半袋烟工夫放倒一根，就够小鬼子忙活一阵子。送情报最急人了，有时晚一会儿就白跑了不说，更误了大事。刮风下雨，没膝大雪，连宿大夜地赶吧。抗联打了胜仗，咱也尽了点儿力，高兴啊。可一看人家手里那家什，就觉得自己矮半截子。那时俺们大都是老洋炮，有几杆快枪是抗联的“下剩”（剩余的），老掉牙了。

    老人说，归屯后就难了，抗联不能常来常往了，俺们也活动不开了，日本子看得紧呀。俺奶奶、姑姑、妹妹和堡子里一些女人，假装上山采山菜、弄山货，把点粮食、干粮藏着掖着，给抗联送去。后来俺当了保甲兵，赶车去沟里送东西、拾柴火，这样能偷偷地多送些——这工夫抗联已经不大行了，要走了。

    抗联的弹药主要靠缴获，还得买。有时在战场上就跟伪军交易，再是通过地方关系到敌占区去买。这活姜东魁干得最多。这是干不好就可能掉脑袋的事，这位小青沟乡政府主席在“回忆材料”中，却说得挺轻松。

    我先后到铧尖子警察署袁印民、都督伙洛警察署长袁某、县街品字降队等处买过近百次子弹。事先联系好，他们把子弹弄到一个地方，我到那两手一换。手枪子弹每发一元，“水连珠”八角，“七九”四角，“三八”二角。每次少者二、三百发，多者四、五千发。有时把子弹卷在行李里背着，扛着锄头装成找活干的庄稼人。有时装在盐包里，还有布匹、鞋帽什么的，都是给抗联买的，赶车往回拉。有时装成个货郎，用货郎担子往回挑。碰到胡子没事，说是给红军买的，他们怕红军，不敢抢，碰上警察就麻烦了，这帮东西“勒大脖子”（勒索——笔者），就得花钱免灾。

    从1935年春天起，老秃顶子山周围的仙人洞、高俭地、海青伙洛、川里，和尚帽子山周围的外三保、铺石河、大地、二道沟、三道沟，均为1师占据，成了有名的“红地盘”——当地人更习惯地称之为“中国地”。这种更具抗战特色的称谓，用笔者采访到的当年“中国地”的老人的话讲，是俺们这疙瘩是中国的地场，不是日本子弄出来的“满洲国”。

    “中国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抗联和反日会、妇女会及地方农民武装可以公开活动，民主政府颁布的政策、法规，受到群众拥护、支持。

    同年夏，南满特委曾在金川县河里召开民众代表会议，成立了“南满特区人民革命政府筹备委员会”，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但在东边道一带的“中国地”内，建立了15个乡政府、56个区政府。

    让我们了解一下窟窿榆树特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