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赵尚志，就瞧不起他们。

    勇敢、坚定、正直、坦率、刚烈，有时也过于自信，说一不二，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有时方法简单、生硬，性情急躁，甚至暴躁，好瞪眼珠子，特别是对干部。对县委、省委的指示有不同意见，张口就说，不拐弯儿，不讲场合。一个县委巡视员来队里巡视工作，想多待几天，了解情况。赵尚志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当这是饭店哪？

    性格决定命运——最先受到影响的，是打出来的统一战线。

    巡视员主张不能缴容易、宝盛的枪械，这是执行省委的决定，是执行中央和省委新路线的初步，而小赵同志则曰“右倾”曰“投降”，如果缴容易、宝盛的枪械，必然的造成同巴彦时一样，“四面是敌人”，非完全失败不可，游击队仅与义勇军冲突过一次。仅仅干涉过他们捐大界，已经造成与义勇军的对立。

    1934年2月15日，《中共满洲省委关于争论问题给珠河县委、队内支部及赵尚志同志的信》中说的“容易”、“宝盛”，就是鼓动孙朝阳杀害赵尚志、李启东等人，使赵、李等人不得不从“朝阳队”出走的那两个头目。“朝阳队”垮了，珠河游击队火了，“容易”给赵尚志写信，要跟游击队“合绺子”，归赵指挥。赵尚志认为这种人属墙头草，从骨子里就是不可信赖的。“容易”、“宝盛”带队到游击区收捐，赵尚志写信警告他们，再来就揍你。县委认为赵尚志“左倾”，赵尚志认为县委“右倾”，争论起来，就有了省委的这封信。

    1936年2月20日，由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人署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中说：“昨日即为国贼汉奸，作日寇的间谍走狗者，今天若能悔过自新，回念中华祖国民族的生存而欲反正抗日救国者——我们联军完全不咎既往，愿诚意与之作今后抗日新提携。”

    对国贼汉奸尚且如此，那抗日军还用说吗？可这话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就太棘手了。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就是胡子的这些抗日军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实在是太复杂、太微妙、太令人难以捉摸了，简直堪称世上最难驾驭的群体。比之其他军，3军联合对象中的山林队成分比较复杂，这种队伍的抢劫、发财意识是很难克服的，特别是头目。如果再碰上几个特别“操蛋”的角色，就更有扯不完的是非了。

    哈东支队成立后，黄炮表面积极、恭顺，背地里却在2总队内拜把子，80多人大结义。《中共满洲省委代表张及团特派员关于珠河游击队改编情况的报告》中说：“给赵××同志一个任务——经常召集各队长谈话，一方面接近影响和批评他们，另方面减少坏头子中间联欢谈话的时间，以减他们结盟的机会。”赵尚志再能言善辩，精力充沛，也只有一张嘴，一个人，况且作为支队司令，他能只埋头于这样“一个任务”吗？

    “对于九江最主要是下层统一战线。”这是县委开出的药方。结果不但是不折不扣的“上层勾结”，而且用了应该是赵尚志最不情愿的、此后再也没用的方式，与于海云结拜为兄弟，将“九江队”等部改编为7师。

    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有个强大的3军摆在那儿。不然，结拜不结拜都无所谓，想改编，把你的3军编入俺的“九江队”吧。

    “压东洋”这名字好听，拿手的却是欺压百姓。它不准3团进入它的地盘，却去3团活动的地区抢劫、绑票。当地的青年义勇军就去它的地盘抓走狗，它就扬言要缴3军执法处的械。赵尚志下令将其缴械。正是“大讨伐”期间，再加上敌人大肆宣传“不打山林队，专打赵尚志”，许多义勇军脱离3军，或者躲得远远的，有的干脆投降了。

    事物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是内因。有些队伍迟早是要走上这条道的。每次冲突，论理都在3军，赵尚志也真是忍无可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