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圆脸盘，和和气气的一个人。可见到朝鲜族人自顾自在一块唠得热闹，就黑下脸来批评，说中朝同志要团结一心打日本子，都像你们这样扎堆，不是没隔也有隔了吗？越是唠不到一块去，越要往一块唠，这样才能尽快唠到一块去。

    由于语言、文化风俗的差异，不同地域、民族的人凑到一起，形成不同的人际圈是自然的，产生误会也是难免的。开头汉族队员少，难扎堆，孤零零的没意思，有的就离队了。战场上下达命令，一部分人听不懂，“撤退”听成“冲锋”，“冲锋”当做“撤退”。打了胜仗没什么，当个笑话乐一阵子，打了败仗就可能猜疑、埋怨，惹出麻烦。东满和汤原反“民生团”，这也是原因之一。

    从大队长、师长到军长，李学福始终强调学习语言，特别是学习汉语，并将其作为一项战斗任务。指挥员连最基本的指挥用语都不会，战场上也得通过翻译，能不误事吗？更不用说抗联经常是小部队活动，有时还要单独执行任务了。在抗联这支方方面面都极其特殊的队伍中，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生活技能，还是战斗力。

    在东满2军，军长王德泰则强调汉族官兵要学习朝鲜族语言文字，并身体力行。

    1933年夏，驻饶河救国军4旅12团，将饶河县反日会长李学福逮捕。押赴城外枪毙，途中瞅准机会，他一头将个押解士兵撞倒，大喊快跑。有的钻林子，有的跳进河里，“乒乒乓乓”的枪声中，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负伤又被捉住，十几个人只跑掉几个。李学福狂奔到个池塘边，跳下去，头顶水草蹲在水里，得以脱身。

    自担任大队长后，四年间大小几十仗，像陈荣久一样，这是个身先士卒的人。多少次死神擦肩而过，正值壮丽年华的身躯，却被严重的半身不遂撂倒了，1938年8月8日在苏联去世。

    陈荣久牺牲，李学福继任，是在下江特委扩大会议上选举的。

    之前为3师师长的第三任军长景乐亭，也是选举的。

    景乐亭，山东章丘县人，1903年生于何种人家，何时到东北，“九一八”事变前何时参加东北军，任何职务，均不详。后来参加高玉山的民众救国军，为1旅1营营长。

    入伍就在3师，曾在师部警卫连任排长、党支部书记的单立志老人说，景乐亭中等个，不胖不瘦，圆脸尖下颏。这人抗日不含糊，打仗有一套，能打胜就打，不能打就走，机灵，战场上不弯腰，带3师、7军打了不少好仗。像我参军不久就参加的二道林子战斗，消灭100多敌人。

    关于景乐亭的资料留存甚少，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关于抗联的书籍或发表的文章中，也几乎见不到这位7军军长的名字。因为他在1940年3月27日被处死，罪名是“困难时期动摇企图投敌、在内部结成反革命小团体”。

    “内部问题”

    1936年春，崔石泉和4团副团长姜尚平率队北上富锦、同江，在所到之处被群众称之为“大姑娘队”的同时，“内部问题”渐呈表面化。

    姜尚平为“安邦队”首领，1934年参加饶河游击队。此人作战勇敢，毛病也大，乱花钱，缴获钱财揣腰包。崔石泉和几位连长提出批评，他把3连长邴升臣抓起来，说邴连长是老高丽的走狗，要先打老高丽，再打日本子。

    饶河游击队是在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诞生的。剔除干部牺牲的因素，7军中高级干部变换是各军中最频繁的，其中就包含一种宗派、团体的权力斗争，特别是统战部队增多之后。

    郑鲁岩，山东省日照县人，“九一八”事变后参加李杜的自卫军，1934年参加饶河游击队，1936年任4军2师师长。2师改编为7军，陈荣久当军长，郑鲁岩即消极怠工。下江特委书记朴元彬去海参崴交通局汇报工作，指定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