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什么地方，有个什么记号，下次放哪儿，再规定个记号。放好用石头压上，防止雨淋了，也不能让野猪什么的拱了。

    老人说，“一出溜”（一个单程）200里，让你3天把信送到，就得昼夜兼程。开头有人带不觉怎么的，待到一个人在大山里走，真是胆突突的，特别是晚上。周围野牲口的眼睛鬼火似的，总觉得身后有脚步声，有双手要掐住你的脖子。后来无所谓了，累了，找个背风的地场，倒那儿就睡着了。其实呀，睡梦中就进了狼肚子里的事，也不一定没有。这个不害怕了，最可怕的就是麻达山了。那时完达山里都是原始森林，树干就算细的一个人也抱不过来，一根根电线杆子水泥柱子似的，地下寸草不生。冬天有阳光，夏天树叶遮挡着，响晴的天，里面也阴乎乎的。头两次麻达山，那是哭的心都有了。反正就是记住老交通员讲的，码着一个方向走到底。树干南边光溜，北边粗糙，还长青苔，晚上摸一把，大方向也不会错。这比指北针还好使，碰上哪儿有铁矿，指北针乱套了，反倒误事。

    老人说，现在让我进完达山，也不带麻达山的，就是腿脚不行了。

    每次出行，都是历险。

    村屯乡镇，敌人盘查，稍有破绽，就出麻烦，更不用说被搜去文件了。后来敌人也摸到一些规律，在一些交通线上设卡捉人。还有胡子、砸孤丁、棒子手。山里野兽出没，就是被毒蛇咬一口，怎么走出那大山？生病了，大山里谁管？夏季山洪说来就来，冬天在那冰天雪地中跋涉，乏了，困了，打个盹，那人可能就永远醒不过来了。

    县委跑区委的交通员，半天、一天就回来了。在部队跑交通，跑一趟几天、十几天、个把月是常事。赶上大雪封山，特别是山洪暴发，那就难说时间，能送到就不错了——有时是送到也晚了，没用了。

    前面说过，像“1·26”指示信那样重要的文件，密山县委是一年后才收到的。

    罗登贤派童长荣到东满工作，告诉他为了反日救国，你可以做任何事情。什么都等上级指示，黄瓜菜都凉了。

    1940年5月20日，《张寿篯给王新林等同志信》中说：“一九三九年我们的交通关系最坏，五月份的信件由铁××十月底送到总部。”

    而像李升那样，一个留着山羊胡子的七十二岁的老人（与我半个多世纪后，在干休所和乡间采访到的那些老人差不多），在1939年大雪纷纷的隆冬，独身一人从北满到南满去与1军取得联系，那几乎就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了。可这位“抗联之父”真就创造了奇迹，给人带来惊喜。而此前吉东、北满派出的人，不都失踪了吗？

    来往于吉东与北满、吉东与南满三个省委的，还有两个六十来岁的老交通员“老于头”和“老刘头”，都失踪了。

    任何战争都有失踪人员。抗联当年没有“失踪人员”、“失踪者”的说法、字样。那时派出去的交通员，总也不见人影，就知道凶多吉少，就说“出事了”。除了被捕叛变的，没人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事，烈士的遗骸在哪里。而本书能够道出姓名的，几乎都是幸存者。

    可视为抗联通讯兵的交通员，失踪者是最多的。而由于他们特殊的工作性质、通讯方式，和恶劣的战争、自然环境，其中的无名烈士也是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