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敌人不知道你在哪里，就是明知道你在那大山里，它也找不到。

    学军事，学文化

    胡真一老人说，管毅管医官，兼着教导队的文化教员。第一次见面，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在家时叫“小买子”，现在叫胡真一了。他笑笑，拿个树枝在地上写下“胡真一”3个字，先指着“胡”字，说这就是你的姓，左边是个“古”字，右边是个“月”字，“古”是古代的“古”，“月”是月亮的月，加一块就是姓“胡”的“胡”，“胡来”、“胡说八道”的“胡”。讲完“胡”，再讲“真”和“一”。认识自己了，再认识“革命”、“共产党”、“马列主义”。“马列”是两个人，“马”叫马克思，德国人，“列”是列宁，苏联人，“主义”就是他们说的话。马列主义是真理，用马列主义指导革命，就一定能胜利。

    曹曙焰老人说，那时连里有识字班、政治讨论会、军事讨论会、经济讨论会、自由讲谈会、“苏联之友”、卫生组、俱乐部，7军管俱乐部叫跳舞队。各军叫法不一样，内容都没离开这些。政治讨论会也就指导员和文化高的讲讲，有的连长都讲不出什么。我当指导员后就得讲了，讲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打走日本子要像苏联那样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书念。军事讨论会和经济讨论会就热闹了，大老粗讲话不拐弯，那时那人也不大挑理。经常活动的是识字班，不打仗，没敌情，弄块板子挂树上，写上几个字，嘴里跟着教员念，手上就在地上画。在家念不起书，没想到参军还能学文化，积极性挺高。也有不爱学的，特别是仗没打好伤亡大时，有人就说明天这口气说不定就没了，学那玩意儿有什么用？

    各军大都有教导队（团），有的叫“随营学校”，在根据地选个屯子，在老乡家南北大炕上一坐，军事、政治、文化课就开讲。随着形势的恶化，“提拔的、培养的、教育的，赶不上牺牲的多”，也就越发突显出培养干部的急迫性。

    打下老钱柜，控制了小兴安岭汤旺河谷，3军、6军即在岔巴气建起联军办事处、修械所，在帽儿山建起被服厂、医院、仓库，在汤旺河支流伊春河畔建起政治军事干部学校。

    几幢灰黑色的木刻楞，隐蔽在茫茫林海中。木板门，树皮顶，对面大通铺，每幢都能住上几十人，原是流送木材的工人用的。这里是红松的故乡，也是动物的天堂。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河里游的，伴着参天的古树，在一种原始、荒莽的状态中恣意生长。清晨，学员们在门前空地上出操，鸟儿满世界欢歌笑语，狍子、梅花鹿在林子边好奇地探头探脑。

    校长赵尚志，副校长李华堂，教育长侯启刚，两名教员张德和张文廉，学员分3个月的士兵班和6个月的军官班，前者培养连排长，后者毕业后许多当了师团长。张德讲政治课和军事课，张文廉讲文化课。政治课有《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史》、《资本论》等等，军事课主要讲游击战术，也搞射击、刺杀、投弹、爬山、游泳、利用地形地物等训练。教育长和教员每天轮流上课8小时，有时也请部队军事理论和技战术素养较高的干部讲课，晚上还有两小时的讨论，队列、纪律教育则贯穿在日常生活中。

    如今新兵入伍第一课，就是立正、稍息、敬礼等军人基础知识、素质训练。这是条令规定的。那时没这个。那时拿起枪上战场，没工夫练这个，庄稼人也不习惯这一套。见到上级不敬礼，进连部不报告，上级也不在乎，觉得打鬼子用不着这一套。这回进了政军干校还这样，或者给予口头警告，或者罚你徒手立正。不管你是什么职务，打死多少鬼子，挂了多少彩，用今天的目光看，就是一律从新兵学起。

    1935年1月，《东北抗日斗争的形势与各抗日部队的发展及其组织概况》中，说1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