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也相隔几百里。周保中与于化南北上去见赵尚志、冯仲云，也因同样的原因，吉东那边一摊子事也不能耽搁太久，而不得不中途返回，“紧要迫切”的会见也就难以实现。

    接下来的书信往来，就成了笔墨官司。

    2月12日，于化南以“站在吉东党资格”，致信北满临时省委和3军、6军领导，比较系统地批评了珠汤联席会议决议草案中的一些问题，“如果认为王、康是右倾，那么国际和中共中央也是右倾的，这样能说得通吗？”指出北满党军是“曲解王康信内保存实力避免干部牺牲为退守策略”。

    3月2日，即冰趟子大捷的前5天，《×××（笔者将姓名隐去）给珠河、汤原中心县委转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中，认为联席会议“毫无根据在组织上否认中央驻东北代表来信是错误的”，“实际上组织关系并不混乱，是你们自己小资产阶级神经过敏无端生疑”，“我坚决要北满临时委员会彻底猛醒”。

    不久，北满临时省委接到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文件。这回不用猜谜了，冯仲云等人感到批评“王康信”在组织原则上是站不住脚的，开始转变态度。但仍坚持认为“吉特信”、“中代信”“在王康信了解上是犯了右倾的错误，在具体工作的指示上因为不了解与北满实际的情形，过分的肯定而有许多毛病和错误。正因这样，吉特个别的同志更扩大了这一右倾错误，而犯了更多和严重的错误！”

    之后，表面上看似乎没了误会，转而争论具体策略上的分歧，你说我右倾，我说你“左”倾，调门高起来了。

    5月15日，《周保中给王光宇的信》中说：

    我们吉东党不是不有错误，但是不符合于北满省委的指责，总之北满党之路线转变须要我们的援助。吉东自己的部分的“左”右倾，亦不能不彻底纠正。但是我们要了解北满是违反路线的错误，吉东是路线运用工作中的错误。

    10天后，《中共吉东省委给南满省委、道南特委、二军党委、二军二师党委的信》中说：

    北满及3军同志“一贯的‘左’倾。其最大表现作成一九三六（年）十月的珠汤联席会议的决议，反国际反中央（不可否认的中央对于组织联系及政治上领导有缺点）”。

    6月下旬，在北满、吉东间往来奔波了半年的交通员，终于有机会喘口气、歇歇脚了。

    28日，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在帽儿山6军被服厂召开了。

    参加会议的是省委执委主席、联总司令、3军军长赵尚志，省委书记冯仲云，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兰生，省委常委、职工部长白水江，省委执委、联总政治部主任张寿篯，省委执委、珠河地方党代表魏长魁，汤原地方党代表杨××，省委执委、3军1师政治部主任李熙山，6军军长戴鸿宾，6军4师师长吴玉光，6军秘书长黄吟秋，团省委书记黄成植。5军军长周保中作为吉东省委代表，应邀参加会议。会议记录为3军宣传科长于保合、6军宣传科长徐文彬。

    这么多重量级人物凑到一起，实在不易，出个事更是了不得。所以，赵尚志事先精心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由3军9师师长于致远、政治部主任雷炎负责，率骑兵队在依兰至富锦公路一带活动，用以牵制敌军。第二道在汤旺河口及竹廉镇一带，3军、6军各派一个团沿线设卡、巡查。第三道就在会场周围，由3军司令部少年连负责警戒。10天左右的会议，与会及随行人员人踩马踏，密营附近草丛倒伏，脚印多多，已经无密可言，会后不久被服厂就搬迁了。

    被服厂的木刻楞大房子，坐北朝南建在山坡上，一个平坦宽敞的院子，前面一条淙淙流淌的小河，周围绿树遮天。室内北面一铺大炕，南面一张乒乓球台大小的长方形木桌，是被服厂的工作台，现在成了会议桌。东侧自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