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都得失败。

    1937年4月，《中共道南特委常委陈翰章给中央代表团的信》中说：

    遍地的集团部落。

    “集团部落”最初在东满出现时，许多人不明白鬼子这是干什么。东满特委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称其为“集体农场”、“集体农庄”。在一个挺长的时间里，对于“集团部落”的危害，以及鬼子搞“集团部落”的规模、决心，各地相当多的党组织认识不清，估计不足，有的甚至认为“对我们反而有利”。理由是归屯将使农村经济破产，民众贫困化，越发激化社会矛盾，“预料甚至将达到不可能实现的地步”。

    1936年初，饶河沟里200多户农民，曾向7军要枪，准备武装抗拒归屯。类似情形，各地都有。他们千里迢迢闯关东，那安家立身之地是自己选的，有的已经居住了几代，几代人的家业且不说，就算家徒四壁，谁愿离开热乡热土？即便躲胡子进城的有钱人，无论城里开着什么买卖、商号，那根也在乡下的土地和大院套里。至于像“猴头蘑”这样的土财主，无论有没有一罐罐大洋什么的，埋在屋里或宅院的什么地方，一把火就把房子烧了，几十垧、几百垧土地从此撂荒，他能不豁出命来跟日本子拼命？

    而对于抗联来说，沟沟岔岔，山里山外，那些零散人家都归到大屯去了，与群众隔离了，没吃的，没住的，怎么办？打？地主的大院套就够难打的了，那也就是高墙、炮楼，而“集团部落”则像座小城池，墙外还有壕沟、铁丝网，除伪自卫团外，还有伪警察、伪军，有的还有鬼子。桦川县太平川部落，驻守一个中队鬼子，许多县城都没这么多鬼子。未等枪响，警备电话打过去了，敌人就沿着警备道赶来增援了。况且，总攻坚打硬，你有多少本钱？这还叫游击队、游击战吗？

    1937年6月11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传达995号命令的会议上，说：“这样的集团部落是匪贼最害怕的，因此他们一定要进行破坏。”

    “吉特信”、“中代信”却指示不要公开反对大屯，要让群众去大屯，指望能在大屯里进行合法的半合法的斗争。

    后面将会写到，有成功的例子，但这只能是极个别的。

    部落大门，每天定时关启。出部落要“挂号”（有的地区叫“挂条”，有登记、报告、请假等多种意思），来客人要“挂号”，串亲戚要“挂号”，不“挂号”就会被视为“通匪”。来客人得有“居留证”，串亲戚还得办个“行路证”。上山打柴，下河打鱼，都得有证，连到河边挑水也得有个火印木牌。人的思想、行为，是不能不受环境影响的。打猎、伐木、采集山货等，在山里从事这些比农耕获利更大的营生，就不能不与各色武装打交道，并与之保持一种友好关系。而且，在山里帮助抗联，除了野兽，没人知道。老屯子各家那点事儿，甚至祖宗三代都透亮的。这回十几个、几十个屯子拼成个部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到处都是新面孔，谁知道谁和谁什么关系？谁是暗探、告密者？一些地方干脆贴上纸条“莫谈国事”。而原来的地方党几乎都是公开的，一旦需要转入地下，已经全无“地下”可言，又如何能进入部落做秘密工作？

    1937年8月28日，《赵尚志、张寿篯给祥兄信》中说：

    中央关于拼大屯的策略的单纯的指示，使我们很少经过斗争锻炼的同志，“摸瞎”二年之久，始终无更正确的有效的办法回答群众的迫切要求。

    赵尚志认为，像游击战不能解决战争最终的胜负一样，我们也不可能全面阻止“集团部落”的建设，因为敌我的力量摆在那儿。但是，在力所能及的地区，必须打击它、破坏它、迟滞它。能迟滞多长时间就迟滞多长时间，多一天就多一天主动权。希图在大屯内开展合法的半合法的斗争是不现实的，劝群众归大屯更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