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识字，当个参议府议长和军政部大臣已经很勉强了，怎么能胜任总理呀？

    关东军参谋花谷正，是“满洲国”这个怪胎的助产士之一，他后来回忆说：“我们所考虑的独立政权之首脑条件是：（1）为三千万民众所敬仰，出身世家而有德望的人；（2）满洲人；（3）不会跟张作霖或蒋介石合并的人；（4）肯跟日本人合作的人。而从这些条件来衡量，最理想的人选当然是溥仪。”

    作为东北军的元老，又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长，其实正是张景惠不会跟张学良或蒋介石合作的理由。张作霖被炸死后，他是极力反对张学良子继父业、执掌东北大权的人之一，张学良就把他弄去南京，干了个闲差。而且，如今“建国”已经三年多了，即便没有郑孝胥、熙洽的教训，他也会干得比郑孝胥更令主子满意的。

    “日满一德一心”、“全力支持亲邦圣战”是溥仪的口头禅。而张景惠的卖国求荣的妙诀则是“要啥给啥”，即日人要啥，他就给啥。

    “国务院”每周一次的“国务会议”，只是形式上的内阁会议。真正的是由总务厅长主持，各部次长参加的“火曜会”（日本将周日至周六分别用“日月火水木金土”来表示，周二即为“火曜日”），然后再由“总理大臣”主持“国务会议”。自张景惠升任“满洲国”第二号汉奸后，“火曜会”提交的议案、决策，几乎都是原封不动地举手通过。

    每天上午10点上班，张景惠的工作，就是抄写《金刚经》。有文件需要批阅，溥仪就是个“可”，从未写过“不可”。张景惠文化不行，看不懂，也不看，就盖个章了事，人称“盖章总理”。

    从南次郎到植田谦吉、梅津美次郎、山田乙三，历任关东军司令官对张景惠的印象都非常好。而在此十年间，关东军为了便于操纵，对身居要职的汉奸频频调动，有人被调动达六次，唯独张景惠安如磐石，人称“铁杆总理”。

    1937年9月，张景惠访问日本，见到近卫文麿首相。谈到七七事变后的侵华战争，近卫表示忧虑，张景惠即道：解决整个中国问题，我看可以先把华北拿下来，树立一个新政权，或者跟我们“满洲国”并为一体。因为华北对于日满是太重要了，中国历史上有过南北分治时代，这是首相阁下所深知的。

    近卫面露喜色，问道：以阁下所言，先来一个华北政权，谁做首领比较合适呢？

    张景惠略加思索，道：我看先找出吴佩孚过过渡，不然拉出张作相也行，待条件成熟后再由“满洲国”皇帝兼领。

    张景惠走后，近卫对其左右说：这个人不错，大事不糊涂。

    “九一八”事变之初，本庄繁和土肥原在给裕仁天皇的电报中，是这样评述张景惠的：“在满洲有一定声望，但毫无学问，人既颟顸，又无大志远谋，手下尽阿谀之辈，全无人才之所言。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这与花谷正所言选中溥仪的4条，是相辅相成的，即用谁首先得听话、合作，是个奴才。不过，本庄繁和土肥原的这番评述也先入为主，使日本朝野认为这是个粗俗昏庸的家伙。这回受到近卫夸赞，一些要人就想看看这位以老实、忠厚闻名的伪满总理大臣，是如何得“大事不糊涂”。结果发现过去真是误读了，这人不光是个奴才，还是个人才。

    且看他的首席秘书官松本益雄写的《回忆张景惠》中的一个自然段：

    全国省长会议，每年在总理官邸召开1—2次。当着战争的长期持续，就势必引起消费物资匮乏的事态，市民怨声载道，日甚一日。正当此时（1943年秋——笔者），在省长会议席上，某省长执拗地大鸣不平，与事务部门纠缠喋喋不休，反复论战。此时，迄未发言，一直默默静坐的张景惠，陡然起立，以震撼整个会议大厅的大声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