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日本子来了，打起来了，马上搬家走人。有人觉得你们打仗，关俺们什么事呀？日本子再坏，不也跟咱们一样，是两条腿的人吗？不走，就得采取强制手段。

    后来不用动员了，看到队伍要打仗了，老百姓就套车装东西，准备走人了。

    1939年1月12日，冯治刚率12团在德都县田家船口设伏，击毁两辆军车，活捉副县长木黑俊一。战前接到情报，一算时间，他立即让屯长孟繁贵去西相腰岗伪警察署报告，说不得了了，胡子进屯了，快去队伍吧，晚了就不赶趟了。——那是肯定不赶趟的，却使一屯子人免灾了。

    “填大江”

    1937年2月21日（农历正月十一），伪桓仁县公署特务股和司法股通知下边各警察署，要求第二天把所有“归顺”人员送到警务科司法股，领取“证明书”，即所谓的“良民证”。

    桓仁县大规模的“收降”工作，是从去年6月开始的。在集甲并村、大搞“集团部落”的同时，日伪宪兵队、警察特务机关，还有东边道特别工作部等，在抗日武装活动地区大肆宣传，不管什么人，打死多少皇军，只要下山归顺，即为良民，既往不咎。日伪威胁城镇士绅下乡作保，还让一些抗日家属上山呼儿唤夫。开头效果不大，落雪后山里难待，衣食无着，苦不堪言。一些人就想下山把枪交了，领个证回家种地，过个太平日子吧。

    需要说明的是，这次“收降”是全“国”性的。

    到年底，桓仁县陆续下山投降的约400人左右，大都为唐聚五的自卫军残部和山林队，也有少数1军的。下山、缴械，然后到县警务科司法股按手印、采指纹，再在左手腕或虎口上，用绑在一起的几根针扎破3处，揉进墨，就留下个永远磨灭不去的醒目的三个点儿——“∴”。这样就算“归顺”了，放回家去，等通知来领“证明书”。

    22日，各警察署把领证的人陆续送到县城，当晚被安排到城关警察训练所和几家客店住宿。

    共是300多人，其中还包括4年前唐聚五举义失败后，就回家种地的一些义勇军。而这些人中，也并不都是刺着“∴”的人。一些人或者不在家，或者有什么事脱不开身，有父亲或者兄弟、孩子来的，还有让亲戚、邻居代领的，从十来岁到六十多岁不等。但是都是男人。那时女人都是小脚，十几公里、几十公里去趟县城，不方便。

    23日早晨7点来钟，日本守备队在县城靠西江岸1公里左右内戒严，断绝行人车辆。并在冰封雪裹的江心水深处，指挥老百姓砍凿开个3间房子大小的冰窟窿。据一位砍冰窟窿的老人说，连传他去砍冰窟窿的甲长，也不知道日本人让砍那冰窟窿要干什么。

    与此同时，来领证的300多人排成4路纵队，顺城关大道被押送到西关的日本守备队大院。站好后点名，点到谁的名字，就进屋去领证。

    大冷的天，太阳还未出山，大地冰冻如铁，那人都冻得嘶嘶哈哈的。听到叫到自己的姓名，赶紧应着出列，进屋就被按倒绑上，再把嘴堵上。然后，薅领子，抓裤脚，两个人抬出后门，一用劲，咣当一声，那人就被扔进早已停候在后院的卡车上。

    老黑沟“杀大沟”，姜桐彬被那个鬼子练习刺杀后，是把他从树上解下来，拿着绳子走的。不然他不可能成为幸存者。鬼子的工作离不开绳子，不能浪费了。而桓仁镇的老人说，在“填大江”的前一天，鬼子宪兵队把镇子里手指粗细的能绑人的绳子，都买光了。

    守备队和警务科各两辆汽车，装完一辆，开走一辆，穿过县城，直奔西江。

    据目击者说，那车上人摞人，“就像装猪肉绊子似的”。一路颠到江面上，“再像扔猪肉绊子似的往下扔、往下推”，那人大都不大行了，有的已经昏过去了。

    在江边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