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家人”。笔者采访本书时，在那些八十多岁的乡间老人口中，仍能听到这类好似已经老得发霉了的词句。

    是“官家”，而不是“国家”——就是说，这个国家是官们的，而不是老百姓的。

    “真命天子”的皇帝，朝朝代代承包了这个国家，再把它承包给各级官员。从七品到一品的承包官们，自然要为自己的官帽负责，也就是为比自己大的官负责，最终都为皇帝负责。“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无论老祖宗留下多少至理名言，也无论出了多少明君清官，有多少盛世，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大体就是这样一种状态。至于老百姓能够排得上号的，就是没完没了地缴纳赋税，供官员们挥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既然国是官们的家，那在自己家里取用什么，还能有什么问题吗？

    古装戏里，老百姓是有击鼓鸣冤权的。可若是碰上了昏官，或是收了银子的贪官，那就是送上门去了。权力就是法律，就是印钞机，在官家那儿找不到公理、正义，老百姓还要活，怎么办？一个“义”字就大行其道。最普遍的是老乡观念，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有忙就得帮。二道沟人那样齐心抱团，与他们都是山东日照人，不能说一点儿关系也没有。比较普遍的是磕头拜把子，“不能同生，但愿同死”的哥们儿义气，两肋插刀。大户人家，七狼八虎，膀挨膀一帮精壮后生，“警察狗子”和一些恶势力也要畏惧几分。小门小户，势单力薄，就得互相依存，拜把子是最便捷的方式。“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比较典型的是“在家礼”。类似“在家礼”的会道门，旧中国一个县少则十几种，多则几十种，屡禁不止，为什么？原因之一是官家靠不上，只有靠自己，靠天然的老乡关系，及包括磕头拜把子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哥们儿义气的组织形式。在明清两代成为禁书，并不是因为一些好汉滥杀无辜，而是因为反官家（书中称“官府”、“官军”）。而那一百单八将，除个“义”字，再无其他。连刘备这样的皇叔、国君也难幸免，竟将个“义”字置于蜀国利益之上，那桃园三结义却被视为千古美谈。至于“俺降的是俺大哥，不是你日本子”的徐文海，无论怎样死于日寇之手，那头脑中可曾有丝毫的国家、民族意识？

    更不用说到了“九一八”那个悲惨的时候，本来最该与这片黑土地共存亡的官们，也就是这片黑土地的真正主人，有的跑了，有的打一阵子降了，有的干脆就一头投进了能继续给他们乌纱帽的侵略者怀里。

    “满洲国”十四年，“正经人家”的我的祖辈中，没一个人挺身抗战打鬼子，这是不能不使我感到羞愧、悲哀，甚至耻辱的。可再想想，又该怎样责备他们呢？

    1935年11月22日，胡风为萧红的写的《读后记》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食粮，养出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界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

    在那辽东大山的碾子沟，我的祖辈知道自己来自莱州府，还知道那碾子沟北边不知多远的地方有座奉天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不知道碾子沟属凤城县，就像不知道奉天城被日寇占了一样。从山东家到东边道，一辈辈不知道生而为人该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只知道自己生来就是被官家管着的。他们怕官、躲官，蹲在那大山里，没有村屯（街道）门牌户口。只有见到哪儿升起缕炊烟，又来了一户人家，跑去唠上一阵子，才能知道点外面的信息。但是，说他们“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他们会反感，不同意。因为闯关东本身，就是对命运的一种抗争，是子民对父母官的一种挣脱。他们是揣着一个梦奔来黑土地的。提到农民，千百年来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我的三个奶奶还要脚底朝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