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都叫副官。我原来的名字叫“曹文官”，他说不好，我给你改个名字怎么样？那时我非常尊敬他，认为他有学问，就说行呀。他在雪地上写了个“曙”和“焰”字，说“曙”就是天刚亮的时候，人们常用“曙光在前”形容胜利在望。就像咱们抗日救国，现在正是冬天，把日本子赶走了，春天就来了。“焰”呢，就是火焰、烈焰。抗日战士的决心、意志，要像烈焰熊熊，烧掉困难，烧死敌人，迎接胜利的曙光。

    1939年冬天，这个赵副官跑了。是投敌叛变了，还是跑哪儿迷起来了，我不知道。反正那冷啊饿呀，他是没扛住。

    这年冬天，我和团部一个唐副官，叫唐玉崑，在桦川县南山里筹粮。山里有炭窑、木营，跟他们讲抗日救国，说我们是先遣队，大部队在后头。我们俩没带钱，先给他们打欠条，弄个百来斤，背出几里地，找个地方插起来。唐副官认为用不着背那么远，说过几次，我也没起疑。又说咱们别弄粮了，募捐要钱多省事呀。这下子我什么都明白了，那时金子也不能当饭吃呀，这不是想捞钱走人吗？

    我看他一眼，这一眼看坏了。那之后不管干什么、去哪儿，他非让我走在前面不可，等于撕破脸皮了，就差没把枪拔出来了。开头真是提心吊胆呀。一天24小时，吃饭，睡觉，拉屎，撒尿，背粮，累得趴雪窝子里喘的工夫，谁想整死谁，那是随时随地的事儿。

    晚上筹粮，白天睡觉。听他打呼了，我动一下，他扑棱爬起来，就去摸枪。我假装翻个身，就能感觉到他坐那儿发愣。有时把目光迎上去，四目相对，他就避开了。他心虚。这样几次后，我就不大管他了。也是真乏真困。那时那人生呀死的，也不像现在看得这么重。那时再不想死的人，也难免想到活着遭罪，死了享福。

    不过，如果那次筹粮的钱带在我身上，今天咱爷俩能不能唠上这嗑儿，可就两说着了。我和他肯定得见血，起码死一个。那时掌管经费的人，一定是非常坚定、可靠的人。稍微不坚定，见财起意，让钱弄活心了，带钱就跑了。

    半个来月，连队来了，团政委姜信泰也来了。我们俩都向他汇报了，一件事就听到两样话。姜政委肯定更信我的，可那时那人让叛徒闹得没底了，连省委书记都叛变了，谁还敢给谁打保票呀？我看他的意思，是观察几天再说，这样也对。

    背粮时，背篼和长枪放在山坡雪地上。天快亮了，发现唐副官没了。姜政委叫声不好，连长王庆云也跟着往那儿跑。两个人的背篼都被翻过了，40多两大烟土和两块金条没了——唐副官早就盯上了。

    谢文东和李华堂

    七七事变后，伪军哗变出现一个小高潮。其中较大的一支，是驻依兰飘汤河的伪29团，团长姓赫，通称“赫团”。9月10日拂晓，将鬼子教官、指导官全部处死，祭旗誓师抗日。

    赫团是5军策反的。这个团的中下层军官希望加入9军，看中的是李华堂带兵有方和军事才能。团长赫奎武与谢文东是故交，私人关系极密切，结果被编为8军7师，赫奎武为8军副军长兼7师师长。

    东北有些胡子带有家族性质，像笔者家乡的黄钖山，就堪称“家族绺子”。而在抗联的11个军中，家族色彩最浓的是8军，军部人员多为谢氏家族成员、亲戚、亲信，谢文东的干儿子也不止一个关文吉。这么多人参加抗联，当然是谢家的光荣，却也带来弊端。一些人利用这种关系，不服管束，谢文东再“护犊子”，只要为了8军的利益，人情大于王法，这些人也就有恃无恐。8军与友军的纠纷、摩擦，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一些山林队乐于投靠8军，也不无这种因素，得意这一口。

    “一枝动，百枝摇。”无论日本鬼子听没听过这句东北俗语，也是深知个中道理的。在七七事变的大背景下，他们不会容忍赫团的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