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走平道似的，赫奎武居然还要提升满金一个豆的少将旅长了，8军就决堤洪水般地起叛徒了。

    谢文东的干儿子、2师师长关文吉，这个在下江联军中闹纠纷、搞摩擦的急先锋，撑到1939年1月才投降。可他一出手，就带“讨伐队”端了8军家属区的密营，造成谢文东母亲、儿媳等4人死亡。原以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殊不知有了日本人这新爹，谢文东这干爹就入另册了。

    出来回去50天，赫奎武当然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却是做梦也难想到这也能成升官之道。他应该明了鬼子的用意，这官也就当得让他心惊肉跳，也就越发要把尾巴摇出朵花来。先是在“讨伐”中不遗余力，后来受命专门从事招降谢文东，更是使出浑身解数。他收买了谢文东的警卫营长姜永茂，在两个人的唱和、督促、护送下，3月19日，谢文东带20多人，到依兰土城子向日军投降。

    不久，躲在五道河子山里的副军长滕松柏，饥饿难耐，也下山投降了。

    8军土崩瓦解。

    除了没有像赫团那样一进一出，被好一通搅和外，9军的境况与8军大同小异。

    在1937年7月开始的三江“特别大讨伐”中，三江地区抗联各军虽然给敌以打击，颓势却是不可能扭转的。就在8军的全部7个师长陆续投降、叛变之际，9军参谋长洪喜波和1师师长郭成，也相继叛变。1师垮了，2师被郭铁坚带去西征，3师师长张学忠在战斗中失踪，李华堂身边只剩个空架子的军部。依兰县日本特务机关利用各种关系与李华堂联系，劝其归顺。李华堂在依东难以立足，率部潜入深山。

    需要交代一笔的是，大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一方面是一批批官兵战死、冻饿而死，为了生存、战斗“吃了阵亡战士的可敬爱的肉体”，逃亡、叛变“有如湍急之水势下流难返”，一方面则是北满党和军队20多名高级干部成了“倾向分子”，被开除党籍、撤职。

    前面说过，李华堂对赵尚志十分敬重，对北满党大批赵尚志不满，对北满临时省委撤销李熙山的9军政治部主任不满，对北满不与他商量，即决定9军2师西征不满。难说这种不满对他后来的结局有多大影响，他现在是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谢文东与李华堂的不同，不仅在于8军属2路军序列，谢文东又入党了，还在于他对派去8军的政工人员，从一开始就怀有戒心。周保中告诉他政治部主任的职责是什么，告诫他“务必排除家庭的、封建的、人情主义的、以旧军队团防警察的工作方式”。只是这种“工作方式”原本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排除的，更不用说还不想排除了，8军也就问题多多，按住葫芦起来瓢。也亏了周保中了，也只有周保中了，换个人怕是早焦头烂额了。

    关文吉是去劝降藤松柏时被打死的。关文吉是谢文东最信任的人，闻知后大哭一场。苦辣酸涩，那泪水应该包括了所有类似的味道吧？可哭有啥用？之前倘若像周保中对待关书范那样，处理一个，8军的师长、团长会那样一窝蜂地叛降吗？究其根本，还不是你谢文东有那意思，早晚的事儿吗？

    谢文东投降后，担任伪勃利县协和会会长，在县城开配给店，又带勃利县勤劳奉仕大队到鸡西城子河煤矿出劳工。日本投降后，这个所谓的“民族派”，又成了国民党的香饽饽，被委任为恐怕连他自己都觉得离谱的第15集团军上将总司令，1946年11月20日被东北民主联军抓获，公审后处决。

    李华堂是1939年7月中旬，在方正县大罗勒密被日伪“讨伐队”包围被俘的。之后，在佳木斯经营豆腐坊、旅馆和三江公寓，充当日伪特务据点经理。后来也像谢文东一样，成了什么东北挺进军第1集团军上将总司令，下场也跟谢文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