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拯民给中央代表团的报告中说：“四面不通消息，长期闷在鼓中，总听不到革命凯歌之声。”

    而这里，冰天雪地、饥寒交迫中，却是“凯歌之声”不断。

    有2路军老人说，“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对我们鼓舞很大。当时传得厉害，说关东军在张鼓峰死了多少人，有说几万的，有说十几万的，越传越多，都说苏联红军就要打过来了。中日大战打起来了，苏日大战再打，这小日本子还有个好吗？上级领导讲，咱们要加紧活动，配合、迎接苏联红军。这还有什么说的，就盼着这个时候了，肯定使出吃奶的劲头配合了。结果，苏联红军没过来，倒是我们过去了。过去了，才知道2路军西征早就失败了。那时不能讲这类不好的消息，听到的都是远方的好消息，真的假的，真真假假的，有鼻子有眼的，听着高兴、来劲呀。

    老人都说，和中央断了联系，见个老百姓都难，那人都傻了、“苶了”（本意是疲倦，这里即呆了，傻了）、成野人了，除了打鬼子还知道什么呀？

    周保中1936年8月19日日记中说，“得掌大之残破新闻《盛京时报》”，如获至宝。1939年9月11日，在给张镇华的信中，要他“尽一切办法，得到敌方最近新闻报纸以及相当消息材料”。

    难说一些“凯歌之声”从何而来。在与世隔绝般的东亚一隅孤军奋战的抗连官兵，那种对“凯歌之声”的渴求，并为之流血牺牲，是一点儿也不虚妄的。

    就算有的从一开始就是有意制造的，比之同时期大批赵尚志的“反倾向斗争”，是可同日而语的吗？

    而“××告诉我们，我们能执（支）持过四个（月）后便不怕了”，当然是算计过了，有根据的：1月中旬正是寒冬腊月，再过4个月即春暖花开，抗联的好日子就到来了，起码冻不死了，也有野菜吃了。

    曹曙焰老人说，我1938年当指导员，王庆云是连长，我们俩一直干到1941年退入苏联。他个不高，跟我差不多，没我壮。他参军前好像是个猎户，反正是个山林通，当战士、班长，行军打仗从来当尖兵，一直在基层干。在我知道的抗联中，他身上的伤疤是最多的。最让我们这些人受不了的，是他有癫痫病，那时叫“羊角风”，每个月都得犯两三回。有时行军，有时我们俩正谈工作，一下子就倒了，手脚都抽得硬了，几个人都按不住，嘴丫子冒沫子。有时舌头咬坏了，冒血沫子。我抱着他淌眼泪，战士们也都眼泪吧嗒的。那时战友牺牲了，也没多少眼泪了。除了行军时把他抬着外，什么办法也没有，只能眼睁睁瞅着。上级早就要调他做地方工作，他不去，嫌干地方工作不过瘾。我劝他到师部团部去，那时没有“坐机关”一说，好赖也比当连长带兵轻松点。他跟我瞪眼睛，说我什么时候耽误打仗了，也真是，战场上他从未犯过病。可这病缠人伤身哪，抽一次，那骨头好像都抽软了。打仗缴获了“好嚼裹儿”，我想给他留点儿补补身子，那眼睛瞪得比牛眼还大，像我抱他孩子下枯井了似的。这人没文化，不会讲大道理，就是干，打鬼子坚决性的。

    郝凤武老人说，1940年冬，我的排长林贞玉掉冰窟窿里了。老百姓抓鱼凿的冰窟窿，刚结层薄冰，还有江面上没冻结实的清沟，掉下去没淹死，弄上来就是一身冰甲。命保住了，手脚就剩几个手指头了。脚指头烂没了，骨头白花花的，他拿个破钳子夹得咔嚓咔嚓的，夹下一块骂声“娘了个×的”。山东人，倔，别看就剩几根手指头了，那枪摆弄得利索，打得也准。就是行军遭罪了。冰天雪地的，正常人都跟头把势的，他那脚没了脚指头，就剩两片扁乎肉了，小脚女人都赶不上呀，那也没耽误行军打仗。这人活下来了，“文化大革命”前在哈尔滨胶合板厂当副厂长，省劳模。我们那时候叫他“林秃爪子”，后来厂子里的人叫他“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