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用“生猛鲜活”四字来形容广东，因为这方水土“不但出思想家，而且广东的思想家，不是革命者也是革新者，没有一个是保守派”。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他们无不发出了震惊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声音。生就是有生命力，猛就是有爆发力，鲜就是有新鲜感，活就是运动性。这是广东的特色。但凡事皆应有度，一旦冲过了头，竞争就会使这片土地“发高烧”，甚至陷入无序的局面，而生活在其中的你我他，自然也倍感焦灼。

    深圳式第一

    “特区”作为一个专业名词最早出现于延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特区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磨砺出“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这一精神而后成为中国的一项国策，用自给自足的方式对抗西方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特区”一词一直带有很强的政治意味，直到1980年，几件看似偶然的事件造就了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经济特区——深圳，而这偶然很快就演变成了必然。

    凤凰卫视财经评论员朱文晖认为深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主要来自两个原型：其一，1979年1月6日，中国交通部在香港的下属企业招商局向国务院提交报告，要求在蛇口设立工业区。这虽然只是一个企业行为，却从深层触动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它需要各方面的配套。其二，广东省在1979年初讨论在汕头和宝安建立“出口特区”的想法，建设深圳和珠海出口商品基地时，要求中央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给予广东充分的自主权，加快经济发展步伐。为此，邓小平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第一个原型很快就在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袁庚的主持下启动了。荆棘丛生的蛇口，第一个打开国门，对外开放。第二个原型则在1980年3月24-30日，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广州召开的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上提出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当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正式宣布在深圳、珠海、汕头设置“经济特区”，这就意味着深圳特区正式诞生。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说：“它的诞生，是炸开了当时经济体制的一个缺口，将深圳推向了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巨变源头开始，深圳梦开始起步。”

    但是，吴晓波在中提及当时情况，却这样说道：“国家拿出3000万元的贷款专供开发深圳经济特区，这一数字的微不足道与日后开发浦东相比，真不可同日而语，由此可见，特区在当时纯属试验性质，中央政府对之并不抱战略性期望。”

    这是一场梦想与现实的较量。深圳在“杀出一条血路来”的口号下，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格言中，力图向世人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在这一过程中，深圳创造了很多个“第一”。

    1980年，时任深圳市房管局副局长兼罗湖区建设工地总指挥骆锦星就在他的《敢为天下先，黄土变成金》的文章里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那时有香港人对我说，‘你们是捧着金饭碗没饭吃，英女王能把黄土变成金，你们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将黄土变成金？’”他被一语惊醒。于是盘算通过出租土地来换现金，但是，这一想法在当时无疑于一个深海炸弹，他翻遍了马列原著，希望找到社会主义理论支持，终于让他在《列宁全集》里查到这段话“……住宅、工厂等等，至少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有了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