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评家朱大可曾说，“‘深圳梦’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人的集体情结。它不仅是关于一座城市的愿景，更是对中国现代性场景的想象。”这个中国社会变革最轰轰烈烈的现场成了“全民梦工厂”，但是，30年光阴流转，这个梦却开始慢慢“褪色”。

    80年代，小人物“闯深圳”

    1982年，时任蛇口工业区“掌门人”的袁庚去清华大学招揽人才，那时的他激情澎湃地“描绘理想”，还不忘调侃：“现在来蛇口，正是时候，10年后的蛇口，你们要进来，就像今天户口进北京一样困难。”

    那个年代的深圳完完全全的开放，就像一列列免票的列车，只要你愿意随他高速运行，都可以上车。于是，轰轰烈烈的南下大军，怀着英雄主义情结的人们去到那方宣泄血性的角斗场闯荡。就像北大客座研究员、深圳财经作家徐明天所言“南下深圳的人大多抱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概”。因为，最初到深圳就意味着要割断与过去的所有关系，没了工作、没了户口、没了粮食供应，成为“盲流”，选择到深圳是得有点勇气的。不过这些都不能阻挡新的城市模式和新的价值观带来的吸引力。深圳的“原始梦”是复杂的，但有一个主要价值指向，那就是关于现代性的想象，其中除了对西方时尚元素的期待，更多还是对先锋、叛逆、自由、浪漫和原创性的期待。在某种意义上，“闯深圳”和“告别传统”可以说是同一个意思。要闯深圳，就必须告别传统。甚至，闯深圳，原本就是为了告别传统。

    华为掌门人任正非在创业之初对他仅有的8位员工说：“我们这些辞职或停薪留职的科技人员，离开国营单位，自己出来找饭吃，大家都有背水一战的危机，人人奋力拼搏，没有内耗，没有扯皮现象。在一个国营企业里，厂长、经理往往要用60%的时间去处理人际关系，想干成一件事是很难的。”而深圳的诞生则是建立在一个没有家长，也没有所谓监视者的政策基础上，这意味着它也没有那么多束缚。深圳就像一个单细胞城市，这里欲望明确、规则明确，达成目标的方法简单，就是要靠“闯”。

    相比北京、上海，深圳没有历史，也没有包袱，所以具有对未来开放的无限可能性，北大教授张颐武形容深圳是最有企业家精神的城市。深圳以在特殊时期在全国开创先河的市场化模式，重塑了一代人的价值观，提供了新的经验、新的想象力，从无到有地实现从受制于身份到平等自由的契约精神的现代性转变。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梦，但把梦变成现实，深圳是，至少一度曾是创造了最好条件的地方。

    因此，当年的深圳是“英雄不问出处，只论成功”。全国各地各种族群都可以到这平等的起跑线上重新开始人生。这些人既有从秘书到深交所创始人的禹国刚，也有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或者因为逃婚到深圳却开创了攸县的士司机的湖南妹谢吴艳。无论是香港富豪、内地打工妹、外国金融家，还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都相信自己能在这个城市找到一席地位，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

    在这梦想照进现实的年代，一批批神话就此诞生，其中之一就是平安保险，而深圳也成了平安保险董事长马明哲的命运中转站。

    生于1955年末的马明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摩羯座性格。只有初中原始学历的他首先在广东省湛江市八甲水电厂做工人，然后担任了当时的广东湛江地委工交政治部通讯员。1983年的一次人事调动，马明哲到了深圳市蛇口工业区并被选中担任当时蛇口工业区总经理袁庚的专职司机。

    马明哲显然志不在“马车夫”，30岁时的他对袁庚说的一句“100年后我们重操旧业好不好”就是他保险业梦想的萌芽。对于改革者袁庚，这句话也点燃了他的另一个兴奋点，他亲笔写信给中央领导，详述成立平安保险的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