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来，深圳产业的发展几乎从侧面折射了劳动力的流动方向。从以“三来一补”作为产业结构的起点，经历了“跨越式”的演进，高新技术迅速崛起，持续增强经济与技术的结合，使传统产业逐步升级或转移，第三产业蓬勃发展，新的经济形态不断产生。2010年，深圳又提出新的三大支柱产业：生物、新能源、互联网。

    与此相对应的是上世纪80年代低端廉价劳动力的南下深圳，上世纪90年代大学生“孔雀东南飞”飞进深圳的外资企业、国内外500强企业，2000年后，人才进入深圳热门行业、企业的艰难，2010年，深圳的产业转型又出现了“拐点”，这次，深圳“抛弃”了那些劳动力、又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内迁，迁走“低端劳动力”

    1998年，郭台铭选址深圳宝安区西乡镇黄田村并设立了鸿海精密有限公司，当时他说，“开放的移民城市有着无限的活力”，并且，他肯定龙华一定会成为“全世界制造技术的聚合地，全世界创新研发的最前沿”。他的预言实现了，这个在1993年仅有100多人的小厂变成了今天拥有40万人的工厂集群。

    但是，2010年的夏天，这个庞大的“代工帝国”却要从这片风水宝地迁离。搬迁并不是“一时冲动”，“12连跳事件”、“加薪事件”只是事态发展的催化剂。早在2008年，深圳市政府与富士康就有过相关的讨论。据《第一财经周刊》所述，富士康内地地区商务长李金明曾在2008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在深圳土地等资源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富士康也在寻求如何发展。“怎么样跟市里面大的形势统一起来？这就得进行职能转换，厂房可能会有部分拆掉，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李金明曾在那个时候表态：未来的深圳富士康基地将以“研发＋部分生产”为主，人员规模最多是在10万至15万人之间。同时间，富士康提出了“发展内地，制造转移”的口号，生产线转移的地点有山东烟台、重庆、河北廊坊、北京亦庄等地，而大部分转移地周围都有富士康大客户的工厂。

    2010年8月，当河南省郑州市，几乎每个小区的门口都被贴上了带有富士康名字的招工通知，街上到处是“富士康招工报名咨询点”的横幅时，深圳富士康的神话渐渐落幕。

    富士康的迁走，往小里说，就像2008年一期《21世纪商业评论》中所言“对于像富士康这样依靠大规模运营的公司,需要面临中国制造成本上升和客户订单减少的双重压力。”从2008年起，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从750元增长到900元，就给富士康国际运营成本带来巨大压力，员工成本总额从2007年的4.65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6.72亿美元，上升幅度达到44.5%。而从大环境谈，就是深圳在面临“四个难以为继”(土地、能源、环境、人口)的背景下，正在推动新一轮的产业升级。作为中国第一拨港台资企业的承接地，深圳如今转型面临的将是全国走得最快、压力推动下的大规模城市升级改造工程。

    这个改造就是将低端产业迁移，把土地和资源配置给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21世纪经济报道》中的一位深圳本地城市规划专家指出，富士康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深圳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依靠低劳动力成本支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存在，反而会制约深圳产业转型及城市发展的进程。“也正因为如此，深圳市政府在面对富士康工厂的搬迁问题上，没有表现出强力挽留的态度。”但是，深圳政府“希望富士康把管理总部、运营总部、研发总部、财务总部放在深圳，在深圳的发展按总部经济的形态来做大做强。”

    随着富士康的内迁，深圳的产业升级之路又往前跨了一步，这一切相应地也将带来劳动力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