拗撬，粤语里的念法是坳（ao，阴去声）叫（giu，阴去声）。意思是闹矛盾、过不去。例：“个仔生性中意同人拗撬（这孩子生来喜欢与人过不去）。”很多外地人到了广东，别的先不论，单是语言关，就很不好过，常常让人感觉是粤语故意与你“拗撬”。

    不过，广东人有时也觉得是普通话在挤兑粤语。2010年7月25日下午，广州地铁江南西出口附近的广场聚集了1万多名市民，这些市民通过“粤语散步”的行为抗议广州政协委员的提议——“把广州电视台的综合频道或新闻频道改为以普通语为基本播音用语的节目频道，或在这两个频道的主要时段中用普通话播出，以适应11月前来广州参加亚运会和旅游的国内外宾客语言环境的需要”。

    虽然提议本身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对于不懂粤语的游客来说，增加更多普通话播出的节目以便于他们更多的了解广州、获得资讯。但是，却似乎触动了广州人捍卫“本土文化”的神经。这种反应不免让人困惑，因为现在每个卫视几乎都是用普通话播音，方言类的节目反而招致非议。但是广州却相反，电视播音几乎一律为粤语，增加普通话的内容反而引起抵触情绪。

    也许广州人会为自己辩解，他们与粤语的感情有多深。就像李公明所言：“我是一个地道的广州人，从小生长在广州的老城区，在街道中一起玩耍的伙伴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们对粤语的感情很浓。首先它是一个生活交往的基本载体，它不仅仅是相对于汉字的发音系统，而更多的包含了广州人历史文化的各个方面。很多粤语是无法被准确地翻译为普通话的，当要勉强翻译的时候，就会失去粤语本身的很多神韵与味道。这在各种语言的翻译过程中也是共通的。所以，当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在现代全球化大一统的时代下，粤语的确是广州人能够交流的独特载体。说起小时候的粤语表达方式，总会有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

    实际上，在广州人强烈捍卫粤语的同时，他们忽视了粤语施加在客家话、潮州话和闽南语之上的“暴力”。“香港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仍然是一个多方言共存的社会，人口超过1%的方言组别有九个”，而如今“几乎是粤语为单一语言”（《从方言杂处到广府话为主》）。面对粤语在广东、香港等地的强势，以及客家话等方言的式微，作家图腾子在《南方周末》撰文称，客家话等其他方言不是天生比广府话劣质的，“至少，不要充满优越感地夸夸其谈，不要自大到以贬损其他方言（包括普通话）为乐，不要对大鱼食细鱼、细鱼食虾毛无动于衷吧。如果你觉得大鱼吃小鱼天经地义，那么迟早有一天你会在更大的鱼面前束手无策。”

    无疑，在这场所谓的“粤语保卫战”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由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造成的语言之间的竞争关系。“作为强势文化，粤语在广东省境内对其他方言的作用，与从全国视角看，普通话对粤语的作用十分接近，就是一个背景实力更强的语言对另一个语言的排挤”（《“粤语保卫战”背后的荒诞与可悲》）。

    而面对这样的竞争，面对粤语“吃掉”其他相对弱势方言的结果，其母语为客家话的香港作家陈云却在2010年7月20日的信报专栏文章里，这样表明立场：“霸权不要紧，粤语也霸道，在广东排挤了客家话、潮州话和苗、瑶、壮、侗、黎等少数民族语……此中既无政府权力威逼，也无文教机构倡导，一切自然生成，岂无合理之处？”但是，语言学家刘镇发撰写的论文《香港两百年来语言生活的改变》等，都揭发了此中的“人为”因素。

    我们无意在此讨论粤语的是是非非，只不过当事人对竞争后出现的“吞并”现象，持乐见其成的态度，值得玩味。在广东人看来，狭路相逢勇者胜，这是天经地义的。无论你当时持有何种“武器”或“暗器”，能击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