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本地人排外观念不强。这两点对近代上海城市走向影响很大。”

    “在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中，西方列强并不是一开始就将目光聚焦在上海。他们最早钟情于有通商传统的广州，也曾经寄希望于福州、宁波，但是，最后因缘际会，上海成了对外通商中心”。

    熊月之说这其中原因复杂，但他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上海特殊的“区域人文特点”所致。“广州虽有重商传统，但作为岭南政治文化中心，广州也有中华至上、鄙夷西人的传统。所以，广州开埠以后，西人在那里遇到强烈排拒，入城与反入城的斗争持续了十几年。上海则不然。开埠以后，旅居上海的商人，更重视商业利益。在民族主义成为意识形态主流以前，在上海商人眼里，欧美洋商与闽鲁土商差别不大，所以，他们可以与欧美商人和平相处。西方人不止一次地谈到：上海人和广东人，口语不一样，天生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对待外国人，广东人表现出强烈的憎恶，上海人则愿意‘作半推半就的接近’”。

    北京拆掉古城墙，是因为政治。上海拆墙的决定，则完全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其重商历史，由来已久。

    早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董事李平书“拆城垣、填城壕、筑马路，形成环城圆路”的变革思想。但当时受到了保守势力的阻挠，毕竟城墙可“保全地方，以弭隐患”（徐珂《清稗类钞》）。所以，拆城一事直到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才真正落实。

    当时，李平书、姚文等拆城派召集了南北绅商及商团、救火会成员在救火会大楼开会。李平书强调拆城有利无弊，认为“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墙之望矣！”2000多名与会者一致赞成，无一人有异议。

    你可以发现，李平书很聪明地选择与“南北绅商及商团”讨论这件事。对商人来说，文化、地方隐患之类眼前抓不着的东西，都无关紧要，拆了城墙，大家往来更方便，自然有利于经商，所以“无一人有异议”。

    民国元年（1912年）1月14日，李平书以上海民政总长身份宣布了拆除城墙的决定：“为商业一方面论，固须拆除城垣，使交通便利，即以上海风气、人民卫生两项论，尤当及早拆除，以便整理划一”（1912年1月15日《时报》）。上海的城墙终于在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被陆续拆除了。

    在上海看来，这是一段不值一提的历史，不会像北京那样，有个梁思成哭喊着拆城墙就是“挖我血肉”，至今还有很多专家和学者对北京古城被严重拆毁忿忿不平。在上海，似乎只要让贸易更流通，让赚钱更容易，就万事大吉。

    即便说要追忆往昔，怀旧，也只停留在这座城市华丽的表层而已。王安忆说：“现在年轻人热衷于去酒吧、去咖啡馆寻访旧上海的痕迹，其实他们寻找的是旧上海的时尚，而任何时尚都是表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