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的服务和辐射功能。但我们要思考的是，在达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上海究竟能走多远？”

    作为行政特区，香港在向国际金融之都迈进的路上，自有他的优势。正如香港特首曾荫权所说：“我们相信，如果是任何企业，包括hSBC，其他企业，他们需要的是人民币做生意的，他一定跑去上海上市。但如果他们需要外资的话，不论是hSBC，还有内地的企业，都跑什么地方去呢？选择一定去香港。”

    香港最大的优势是法治，人才，金融监理为亚洲翘楚，还有货币自由兑换，这些上海短期内都追不上。

    上海要形成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并成为国际金融机构和专业服务机构的主要集聚地。这一过程中，面临一个巨大挑战——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局限性。这也暴露了上海建立国际金融中心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仅凭一己之力难以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这个问题又回到了一直以来对“上海模式”的利弊之争。

    所谓“上海模式”，是指政府作为发展的主体，对城市的各种资源进行尽可能的有效配置，推动上海的经济发展。这种模式最为典型的特征，是以政府性公司的形式来承担政府经济发展主体的功能。

    张军关于上海效仿香港成为“特别行政区”的大胆建议，言下之意也是在说上海要尽快摆脱“上海模式”。否则，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之都的道路将十分坎坷。

    政府主导经济、投资驱动的模式，其优点显而易见。政府利用信用，聚合大量的资本，强势发展某一产业，效果当然立竿见影；但由政府主导之下的经济，其主体往往以国有企业为多，手段以行政性或半行政性为主，效率不高，道德风险也较大。更重要的一点，是上海一旦以国有资本和行政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市场化的力量往往受到抑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上海离国际金融中心的差距还很大：“现代国际金融中心的确立，政府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从现代市场演进与发展的情况来看，任何市场的建立都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如果一个市场的形成更多是政府为主导，是人为因素，特别是政府因素所促成，那么这个市场要得到健康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然而，“从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来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更希望体现国家干预、政府主导的新模式，如中央大力支持上海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甚至于要进一步把政府主导作用和干预效果的重点，放在国家层面的组织保障、中央政府的立法支持和政策倾斜上。”

    如果上海继续维持“上海模式”，能否在2020年顺利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与纽约、伦敦并驾齐驱？这个结果，谁都不敢预测，就像谁都不会当着新生儿父母的面，说这个孩子将来可能成为废物一样，大家都习惯说吉利话，说我们要有信心。即便有人敏锐地看到孩子的缺陷，也不会直接说这孩子没有希望。

    同样的，当你被上海的豪言壮志感染，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她向金融中心转型的建设大潮中，结果却因为种种限制和“不公平”而导致事业受阻，前途未卜。这时候，你该怎么办？或许，上海直到2020年才会承认强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确实过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更自由的市场经济。当然，这只是或许。而且，诸如“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这样的重大局限，也不是上海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问题。

    一座城市，可以更换不同的领导班子或者战略政策；上海，可以犹豫，可以犯错，因为她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就是中央——1991年的春天，邓小平视察上海，就给上海定出了金融中心的发展目标。邓小平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化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他还说，“上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