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活起来。解放初期，上海资本家携带资金和技术逃难到香港，但是香港并没有因此而空前发展，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大量移民涌入，才带动了香港轻工业的发展，才使得香港经济开始起飞。也就是说，一座城市光有资本无法兴盛，真正让城市生机盎然的是人，永远都是自由穿梭、来来往往的人。

    从20世纪末开始，美国的外来移民人数逐年攀升，2005年已经达到3520万人，占美国总人口的12.1%。这些移民主要定居在大城市，他们对美国的城市人口、劳动力市场和城市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大量劳动力的进入，补充了劳动力的短缺，繁荣了城市的经济。

    “1994年，美国本土出生者的年龄中位数是32岁，2004年是35岁，人口老龄化的结果是造成将来劳动力不足，尤其是有体力要求的行业更是形势严峻。人口老化的同时，美国本土人的生育率走低，现在每个妇女平均生育2.0-2.1个孩子，据预计，在2015-2020年，将下降为1.9个。因此，靠人口的自然增长很难填补劳动力的不足。在这个背景下，移民的到来就补充了这个不足。目前，美国的外来劳动力约有2100万人，占全部劳动力的14.5%，而且这些人中有一半是1990年以后入境的。1994-2004年，美国的外来劳动力增加了66%，而本土的劳动力只增加了7%”（《美国当代移民潮对城市的影响》）。

    由于外来人口比本土人更喜欢选择在大都市生活，43%的外来劳动力集中在城市，而本土劳动力只有25%，因此，外来人口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大。目前，迈阿密60%的劳动力是外来人口，而洛杉矶的外来劳动力有320万人，占了全国外来劳动力总数的约16%。移民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承担了本土人不愿承担的工作。

    移民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城市化上，英国的曼彻斯特，从工业革命开始，大批劳动者从农村走进城市，才造就了曼彻斯特这个纺织城。美国的底特律，也是因为城市化，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前往，成为汽车城。

    一个国家的户籍制度不应该是以一个城市、某个区域为单位，即便象美国这样各州享有充分自治的国家，各种法律各异甚至互相抵触，但全国的户籍制度也是基本统一的，因为户籍制度牵扯到宪法赋予民众的最基本的自由权。中国的《宪法》也有这个规定。

    所以，我们说户籍改革，改的就是这个。根据国外特别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先进国家的经验，户籍改革就是要消除这种户籍特权，消除户籍制度造成的不自由，就是要把户籍制度改革得更加适应市场经济，让户籍制度的运作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让《宪法》里规定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不被户籍制度弄得形同虚设。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如是表述：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解决好农民工在城镇的就业和生活问题，逐步实现农民工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购以及社会保障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这被外界解读为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启动。

    不管遭遇多大阻碍，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始终是大势所趋，也是民心所向。在这一大趋势下，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个高处，当然不是像上海这样生活成本高昂的地方，而是利润高、幸福感强的所在。如果你不能得到正确的回报，为何还要强留下来继续被盘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