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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户籍是道坎儿
    北京户口,是横亘在这座城市和绝大多数外来者之间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也是划在每个外来者心上的一道疤。一个山寨版的北京户口在黑市被爆炒至15万元,不为别的,就为这张薄薄的纸,隐藏着的社会利益,远高于区区15万。

    所以,为了北京户口,人们想疯了,抢疯了,也急疯了。

    尽管各路专家学者为户籍改革提出新思路,但是这项改革在北京,始终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北京户口太肥,太重了,一般人搬不动。

    “进京人口准入制度”

    2005年,张惟英,这个北京人的名字,让全体中国人“冷”得发抖。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的张惟英,在2005年初的北京市地方“两会”上,提出了一条立法建议——“进京人口准入制度”,限制低素质人口进入北京。

    但是,何谓“低素质人口”?谁有能力和权力定下划分人之优劣的标准?

    此新闻一出,随即有网友愤慨地表示:“从来,只听说过猪肉的准入、纺织品的准入、零售业(服务业)的准入,却第一次听说还有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涉及‘准入’。甚者,此‘准入’将作为法律草案提交北京市政府。”

    张女士的理由大致有两点:“这些人(外地人)素质比较低,长期没有工作后,往往会铤而走险,给社会治安带来不安定因素。北京城市发展并不太需要这些人”;“事实上,北京很多管理混乱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些人(外地人)造成的,比如说收废品、恶意乞讨的,他们的存在确实损害了北京市民的生活”。

    她对这类“北京外来人口”的评价大致可以归纳为“肮脏、贪婪”。巧合的是,历史上也曾发生过某一类人群对另一类人群的相似评价,而他们采取了更为极端的解决方案——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希特勒的党卫军、冲锋队以“贪婪、肮脏”的理由,将犹太人(许多都拥有德国国籍)“准入”到了集中营的焚化炉。当然,这种类比未免激烈了些,但如张惟英这样看待并试图限制外来人口进京的北京人,他们的想法难道就不极端了吗?

    2005年8月,北京市就“十一五”规划向市民问计,前后共收到近万条出谋划策的意见。在展现“集体智慧”的11条建议中,大致体现着这样的民意:对进京户籍严格限制;提高住房等生活成本;第三产业由本市下岗人员承担;把北京西站、北京站迁到郊区,换乘人员不进市区……诸如此类,竟都步调一致地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提高进京门槛,将低素质人员挡在外面,限制低收入外地人进京。

    关于进京人口准入,反对之声此起彼伏。政府当然也没有采纳。但是,这背后透露的“民意”却让不少人震惊和寒心。当北京人一浪高过一浪地试图将外来人口排挤在首都大门外时,他们肯定忘了,约半个世纪前,正是一个湖南人让北京成为首都,让他们成为“皇城子民”。

    甲流也认识北京户口?

    虽然,北京市政府没有同意实行荒唐的“人口准入制度”,且对待外来人口的态度,日渐温和,《北京晚报》也于2008年报道了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海平的声明,明确表示“北京不会采取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解决人口增长问题,而是通过推进北京各区县按照功能定位均衡合理发展,同时加大郊区和新城的建设力度,改善那里的产业发展条件、基础设施条件和生活居住条件,引导人口均匀、合理、有秩序地流动和分布”。这无疑是很大的进步。

    但是住在北京城里的近2000万人,因为有没有北京户口而被区别对待的事实,直至这一刻,仍然存在,而且铺天盖地。

    最近的一次沸沸扬扬就发生在2009年11月——北京市卫生局网站于11月7日发消息,“为进一步加强甲型h1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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