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美国建国初期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化的，为了最佳而灵活地配置生产要素和市场资源，为了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他们不可能限制人口迁徙”。

    但是，不限制就并不等于说美国社会不调控人口迁移。不过“其调控措施主要是经济的而非行政的：投资所到之处，自然是就业人口迁居之处；社会福利好的地方，自然是消费人口流入之地；产业转换大潮，也就是人口迁居大潮……”

    没有一座城市能在与外界断绝交往的环境中持续发展。一座城市的活力，在于她能够与周围的环境相生相容，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更在于她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当一人凭着自己的双手有尊严地劳动，他就有权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自由地生活，这种天然的权利绝不应受到所谓“调控人口”政策的限制。北京今天的建设成就不是一天形成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口中要限制进入的“外来人口”。

    这是所有人心里都清楚明白的事实。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就表示，户籍制度肯定是要改的，但大城市与小城市应该有区别。他进一步解释，北京、上海、天津和其他大小城市肯定不同，省会城市又和其他城市不同。

    在2010年初的北京市两会上，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也做过类似表态，“废暂住证推居住证”需要一个详尽的调研过程，如需了解北京流动人口的职业、收入等各个方面。

    所以，都说要改革，但为了居住证的事情，从2009年初至今，北京已调研了整整将近18个月，可是调研还未完结，居住证的具体服务功能仍然“有待下一步设计”。

    “跟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居住证难度最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表示，京籍居住证须在人口控制与市民待遇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是官方持久调研、难以进入功能设计环节的主要原因。

    2020年人口总量不超过1800万人，这是2010年北京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但截至2009年底，流动人口总量已达509.2万人，由于部分流动人口未做任何登记，实际数量远高出这一数据。毛寿龙说，北京集结了全国最好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面对强大的人口控制压力，京籍居住证功能设计稍有闪失，就会引发爆棚效应。

    户籍，无疑是摆在所有即将或已经进入北京城的外来人口面前的一道坎儿。改革、调研、顾虑，种种考量，到处都充斥着关于户籍的声音，但至今，谁也没能让它腾个地儿，以便让越来越多被这道门槛隔离的外来者，停止漂泊。

    著名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在《修墙》中讲述“我”和邻居一起去修墙，可是“在墙那地方，我们根本不需要墙：他那边全是松树，我这边是苹果园”。社会公平，从拆墙开始。然而，没人拆，没人敢拆——尤其是当“户籍”两字前再加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