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小贩的存在证明社会需要这类人群，政府采取提高门槛的方式必然会相应的提高这些服务行业的运营成本，其结果是老百姓的生活成本也跟着提高。

    唐钧和王军都认为，北京人口过于集中的根源是由于北京和周边地区发展不平衡所致，所以解决北京人口集中的关键不是驱逐流动人口，而是应该通过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来解决。

    要根治北京的“城市病”，首先就得治治她的“中央”心态——自私自利的毛病。如果说北京是个美女，那她肯定是个傲慢的千金小姐，以为全国乃至全球的高端人才就该黏着她、围着她转，而想要讨好她的“低素质”人群，最好都远远地躲着她，哪个不识相的，硬是凑上前，也迟早被她一脚踢出去。

    瞧瞧北京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这些年干的这些事儿，不都说明了这个事实吗？

    建围墙，安街门，封闭不常用的路口，人员和车辆持证出入……继2010年4月北京市大兴区率先试点村庄社区化封闭管理后，昌平区也将分三批在100个村推进“封村管理”工作。8月1日，首批44个村启动了工作。（7月29日《新京报》）

    北京在多个外来人口集中的城中村实施“封村”管理模式，近段时间引起舆论的一片沸沸扬扬。但本地的村民对封闭管理并不陌生。2003年非典期间时，村内第一次实行封闭管理，禁止外村人进入；2008年北京迎接奥运会期间，村内也曾实行暂时的封闭管理。“最初是拉根绳子，奥运时是根棍子，现在是治安亭子”，村干部刘学柱半开玩笑地说。

    北京人可以语调轻松地开玩笑，外地人却做不到。在村子北边的一排出租屋旁边，正在教儿子学走路的小刘说：“四面都建起围墙了，还有人巡逻，感觉像监狱。”

    针对此事，《江南时报》于2010年7月30日发表评论：“虽说剪不断理还乱的现实纠结，和‘一视同仁，不存在歧视’的补充解释，可以平息‘对外来人口做坏的预设，有罪推定’的诟病。可是，在文明开放已成大势的今天，‘封村’有违常识，也难抹几点原罪。”如下：

    “其一，用行政手段人为设障，画地为牢，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延续”。“其二，规范化管理不等于围墙化封堵，一封了之仍是控制型管理套路，会阻碍区域的对外交流，阉割百姓的日常消费和生活便利”。“其三，封村是重管轻治思路在城市管理中的体现”，也抹杀了外来人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其四，封村是对本地、外地人权利的双重捆绑。当尊严和权利被剥夺，政策合理性也该打上大大的问号”。“其五，封村难逃权力偷懒和傲慢之嫌。它造成的人际隔阂、外来人被边缘化、待遇不均衡等问题，都有待正视”。

    哪些人住在北京城郊这类需要被“封村”管理的村子里呢？他们大都是来自安徽、河南、浙江等省的进京农民工。海归或中科院看中的科研人才，北京是不舍得让他们窝在城郊村民的出租屋里的，更不可能对他们实施“画地为牢”的管理。两者一比较，很容易看到北京对待这两类人的差别，是巨大的。

    北京提出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世界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开放，譬如在香港、纽约，在欧洲各大城市，围墙往往十分罕见。如果说在“世界城市”边缘，处处是铁门冰冷壁垒森森的村庄，那实在是无比荒诞的景象。（《新京报》时评）

    美国巴克尼尔大学经济学教授Peter Karl Kresl认为，北京想打造一个世界城市，打造创新城市，就必须借鉴其他国际城市的成功做法，“城市不应该成为你唯一的制高点，我们应该把眼光放得更大一些，看城市区、城市群。比如说美国的纽约，我们不仅仅把城市周边60公里通行范围，我们可以放到几百公里。这样不仅仅是北京城区，应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