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官场中的特殊地位，使得北京人成了中国最崇尚政治的一群。

    话剧中常四爷就因议论时政而入狱，王掌柜也不断地提醒茶客“莫谈国事”。数百年的政治中心，目睹着潮来潮去、城头变幻，北京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的风吹草动息息相关。关心政治就是关心自己，这几乎成了所有北京爷们的共识，“天朝心态”也就不足为奇。

    所以我们常常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有这样一位北京青年，留美归国后担任美国某大公司的中国总代理，这个职位在别人的眼里也许风光无限，但他经常处于一种心灵的煎熬之中，因为每做成一笔生意，就意味着他替美国人在中国赚了一笔钱，尤其目睹了部分有权势者在对外合作中的中饱私囊，他更是痛苦异常。为了解脱自己，他最终辞去该职，再度赴美工作。三年前一个小老板给北京一家青年杂志写信，倾诉自己内心的苦闷：经商过程中道德在沉沦。由此在该杂志上引发了一场讨论。但广东人却对此事嗤之以鼻，他们说：有什么好讨论的？该干嘛干嘛就是了！

    正是天朝心态让这位北京青年油然而生一种“正统感”和民族大义，这是北京人性格中的可爱之处，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对北京人生活的重大意义。

    然而，正如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一书中所说：“政治的泛化，造成了一种政治化思维，其表现之一，是宏观思维。这是那种居于中心或高层的人居高临下、从大处着眼的俯视角度。”

    比如文化艺术现象在北京最容易引起轰动，这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北京各阶层对文化艺术强烈的政治关怀。其参与和投入的程度之深，是上海人难以想象的。上海人通常只以“好看”、“不好看”这样的平常心看戏和评论。而在北京，人们则会从政治背景、人事关系、领导人态度等各个角度分析、揣摩、猜测、评论，搞得满城风雨。也确有各种人物在这一过程中或察言观色，或推波助澜，演出各种各样的活剧。

    易中天说：“北京人和广州人也都多少有点看不起外地人。不过，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并不带社区优越的性质。”

    北京正是穿着政治的外衣，借助“首都”的身份，才显得活色生香。如果剥离掉“首都”这个符号，那么北京还剩下什么？杨早（《北京的城市性格》）说：“被剥离了‘首都’符号的北京，说好听点，叫做‘文化城’，当年汉花园的一班诗人，径直便叫它做‘边城’。可不是吗？中国的经济中心明明早已南移，如果不是帝皇私欲与边防需要（明），或是意图保持统治者与发祥地的血脉连系（清），何苦将首都放在与江南富庶之地千里之遥的华北，让漕运成为一件耗力费时的大难事？”他认为，“北京是一座‘浮城’，浮在北京市民生活之上的，是一座悬空的城市，消费着‘首都’的种种，如政治权威、文化发达、金融便利，等等。”

    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必然意味着轻商、轻民生和非生活化的倾向。

    对于北京人的轻商观念，杨东平的观点是：

    由于北京人牢固的尊卑贵贱的世俗观念，许多北京青年宁可让家长“饲养”而不愿到服务业工作（大宾馆大饭店另当别论）。至今北京的裁缝、修鞋、修伞、修表、配钥匙、弹棉花、卖早点、当保姆之类工作，几乎清一色是南方人，尤以江浙和安徽人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