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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就好像无数条纵横交错的道路，我们从属于自己的起点出发，在每一个人生的岔路口做着单选题，找寻属于自己的单行道。不会有谁的人生可以一直平坦顺畅，那些曾经悲伤的、欢笑的、心碎的、幸福的历程，都是属于我们的年代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智惠师父年轻时，正是一个非常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那时候成分不好的人被称为“四类分子”，简单来说便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四种成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四类分子又做了扩充，原先的四种人再加上右派，变成了“黑五类”。

    其实四类也好，五类也好，对师父来说，区别都不大，因为都回避不了师父地主子女的身份。

    命运很奇怪，无论你是否接受，它都会把许多本不属于你的东西带给你，就像这个带给师父曲折人生的地主子女身份一样。

    新中国成立时对于地主成分的认定，有一个时间界线，时间截至新中国成立前三年，也就是说，在一九四六年以前，不管家里有多么富贵，都无所谓，只要一九四六年后是穷的，便不会把你的成分划定为地主。

    师父说：“我的父亲好赌，原本以他败家的速度，到不了一九四六年，家里便可以变穷了。可惜我的母亲却没有政治远见，常常为了父亲赌钱的事情与他争吵。”

    最终，师父的母亲带着师父和师父的哥哥小三一起离家出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还用自己的积蓄和嫁妆购置了一些田产作为今后生活的保障。正是这些被师父的母亲寄予厚望的土地，最终成了她被划定为地主成分的重要依据。

    师父说：“在北方地广人稀的地方，母亲最多只够划定为富农，可惜在江南拥有三十亩田产便足够成为地主了，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师父童年印象最深的一天，便是土改工作组来交接财产的日子，那一天师父流了许多汗。

    因为师父的母亲听说要没收的不只是土地，还有从劳动人民手中剥削来的财物，所以早早地便把过冬的衣服穿在了师父和小三的身上。母亲的想法很简单，穿在身上的衣服总不能扒走吧。

    对于当时只有七八岁的师父来说，那天的情形已经很模糊了，能记得的只是自己和小三在天气尚热的初秋时分，穿着棉袄站在墙角，看着工作组的人来来回回地搬东西，而师父跟小三则在不停地流汗，不停地流汗。

    师父每次说到这个情节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笑，其实那天工作组的人并没有拿走家中的衣物，但是现在想起来师父母亲的想法还是比较有前瞻性的。毕竟家里的东西，那些人都有可能搬走，但是地主家的两个狗崽子是决计不会要的。

    地主成分的划定，是师父人生里遇到的第一个转折点。在这之前，家里虽然算不得大富大贵，但是吃穿还是没有问题的。可自那以后，生活便一落千丈了。土地收归了国有，就连本来就不算宽敞的住房也由政府分出了几间给成分好的同乡。

    师父和小三都在镇里的小学上学，学费并不贵，但对经济窘迫的家庭来说还是很大的负担。小三上到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师父的母亲决定让师父和小三退学回家。

    在学校里，小三是成绩突出的优等生，对于他的退学，班主任很惋惜。其实班级里大部分学生都是免除学杂费的，老师也帮小三和师父申请过，只是没成功，最后被批准申请的只有贫下中农子弟。

    师父的母亲告知师父让他退学之前，特意让小三把家里打扫了一下。师父的母亲说：“万一等会你弟弟发脾气在地上打滚，衣服也不会弄得太脏。”

    师父说，事实上他是不太喜欢读书的，他在学校的成绩也属于很不稳定的那种。有时候考得特别差，让老师一度以为他要留级了，但到了下一次又突然名列前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