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按班级集中在一起吃。至于伙食费，每人要按规定一个月交十三元钱。

    师父没有把自己的困境告诉小三，因为他觉得如果规划得好，应该可以兼顾学习和打零工两件事。

    师父课余做过许多零工，比如做鞋底、卖冰棒，还有去捉喂小鸟吃的虫子。不过因为要兼顾学习，所以一些连续性要求较高的活，比如建筑工地的零工这样的就不能干了。

    日子虽然过得艰难，师父却一点都不后悔，因为师父知道只要把最艰难的日子挺过去，好日子便会到来。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后可是拿高工资，转正后一个月便能拿到五十三块钱，而那些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工人也不过只有三十多块钱的工资。

    师父做零工的时候有一个伙伴叫普生，普生和小三同住一个院子，是小三的同事，但不属于正式的职工。

    普生的小名叫小四，而师父的小名叫小五，只是普生的年纪比师父还要小上一岁。所以，有时候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相互之间的称呼往往很混乱，因为小四叫师父五哥，而师父则叫他四弟。

    小四的父亲是右派，家庭条件比师父和小三家更为糟糕。他的母亲身体不好，自己做临时工收入又低，所以小四时不时地要留意一些零活。如果遇到适合的工作，小四也会叫上师父，当然小四也知道师父的情况，在小三的面前，也会保守师父四处打零工的秘密。

    小三发现师父在外面做工的那天是个周末，这天本是师父那段时间最开心的一天。那天火车站里运来了一批东北松木，这批木头属于市里的一家工厂，因为要得急，厂里负责取货的人开了非常高的工钱，如果两个小时可以把松木搬完，便可以拿到三块钱的工钱。

    小四告诉师父这个活的时候，师父开心得不得了，要知道以前在工地上替别人搬砖头，一天也不过八毛到一块的收入，而现在只要两个小时，便可以拿到以前三四天的收入。

    不过搬货的难度却比师父预想的要大，有一根木头从车上取下来的时候，重重地砸在了师父的腿上。

    木头砸在腿上的那一瞬间，师父的腿便受了伤，只是三块钱工钱的吸引力分散了师父的注意力。直到货卸完，拿到工钱后，师父才发现自己已经走不动了。

    师父坐在路边的石头上查看自己淤青的腿，却发现小三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自己身边。

    小三走到师父面前，怔怔地看着他的腿，眼圈忽然红了。师父顿时慌了神，因为从小到大，除了母亲去世，师父还从来没有见过小三流眼泪。

    那天，小三用他借来的自行车把师父推回了宿舍。一路上，小三有很长时间背对着师父，即使和师父说话也不回头，师父知道小三一定是不想让自己看见他满脸的泪水。

    那以后，小三每个月都要给师父五块钱，师父也不敢拒绝。所幸嫂子找了一份工作，虽然收入不高，但多少也补贴了一些家用。

    4

    在学校里，师父常常觉得孤独，虽然那一年对于成分不好的学生的招收政策有些放松，但是整个年级里，有家庭出身问题的人还是少数，像师父这种出身的人，一个班也不过几个。

    出身好的同学们还算友善，没有特别歧视师父，但他们常常不经意间流露出的那种优良出身的骄傲情绪，还是让师父对他们的友谊望而却步了。

    在因言获罪现象严重的时代里，师父和其他出身不好的人一样，渐渐学会了保护自己的最佳方式，那就是将自己的心封闭在冷漠外表之下，不管它其实是多么的不安躁动。

    在学校的第二年，师父认识了一个叫梅芬的女孩，梅芬和师父同校，但比师父低一届。

    师父记得第一次见到梅芬的时候，梅芬站在校园里的一棵叶子枯黄的老树下，她用手遮挡着枝叶间透下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