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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末代醇儒,才与天高
那些令人瞠目结舌、哭笑不得的逸闻趣事外,他那博大精深的学问似乎更值得我们后人铭记,实际上,狂徒怪人的表象下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国学大师、博雅醇儒。

    常言道:“名师出高徒。”黄侃师从清末民初学问独步一时的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可谓是师出名门,二人的学问之大,创获之深,被后人合称为“章黄学派”。而关于章、黄二人如何结识的经历,许多著作中都采用了这种说法:

    1906年,黄侃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就读时,和国学大师章太炎恰好同寓,黄住楼上,章住楼下。一天晚上,黄侃内急,来不及去楼下厕所,就从楼上窗口往外洋洋直泻。此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突然发觉一股腥臊的尿水如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楼上黄侃毫不示弱,也报之以骂。黄本贵公子出身,年轻性躁,盛气凌人;章太炎性好骂人,两人都有“疯子”之外号。章疯子遇到黄疯子,越骂越起劲,不骂不相识。

    双方通名报姓之后,都久仰对方的大名,顿时惺惺相惜。后来,两人的话题转到学问方面,章太炎是学识渊博的朴学大师,人称清学殿军。黄侃被他的学问深深折服,赶紧自称弟子,拜章为师。

    此种说法看似颇合章、黄二人个性,很有些机缘巧合的意味。但仔细推想一下,其情节过于偶然和戏剧性,而且存在一个明显的破绽,即当时黄侃仅是一名年纪轻轻、默默无闻的留学生而已,在国内无甚名气,章太炎不可能事先对其有所耳闻,也就更谈不上“久仰”了。加之把二人都描写成犹如泼妇骂街般的疯子,实在有牵强附会之嫌,想必是后人据章、黄平日言行特色杜撰而成。

    其实根据章、黄二人遗世文字及师友杂忆,不难查找到当时二人相识的真实情形。

    1906年,黄侃得到晚清大吏张之洞的资助,东渡扶桑求学。适值章太炎刚刚摆脱牢狱之灾(1903年苏报案爆发,章太炎被英租界巡捕房关押三年),亦来到日本避难。当时留日学生皆慕章太炎之大名,前去求学拜访。黄侃当然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一睹这位经学大师和革命英豪的尊容。于是,黄侃一天偕同好友多人一道谒见章太炎。走到章宅门口,看见墙壁上写有一段话:“我若仲尼长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此句出自东汉戴良)

    看罢此句,生性孤傲的黄侃感到此人必定俯视一切,不易接近,于是马上打消了求见之意,掉头回府。

    1907年9月19日午间,由章太炎主编的第17期《民报》出版了。由于经费困难,章太炎只能买两个烧饼坐在椅子上边啃烧饼边看报纸。这一期刊有他自撰的《国家论》、《祭徐锡麟、陈平伯、马宗汉、秋瑾文》、《秋瑾集序》和时评,还刊有笔名“运甓”(黄侃的笔名)的《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章太炎看完后两篇,他“啊”了一声,自言自语,说:“险些忘记了。”他要找“运甓”来谈谈。当即修书一封,遣人送给黄侃。

    黄侃得到报馆通知,来到了章太炎的寓所。章太炎在同黄侃谈话时,对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特别赞赏其中所包含的那股子“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那时黄侃年仅21岁,文笔犀利,热情奔放,表现出一个青年革命者反对封建压迫无所畏惧的革命气概。章太炎嘉许黄侃为天下奇才,这给黄侃以很大的鼓舞。自此以后,二人时相过从。

    不久,章太炎闻黄侃将归国省亲,便对他说:“务学莫如务求师。回顾国内,能为君师者少,君乡人杨守敬治舆地非不精,察君意似不欲务此。瑞安孙诒让先生尚在,君归可往见之。”黄侃都未即答。章太炎接着说:“君如不即归,必欲得师,如仆亦可。”黄侃惊起,当即准备拜师礼品,往章太炎处,叩头称弟子。自此和章师日日相随,虚心求教。由于黄侃天资颖异,经过章太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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