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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严谨治学,耿介做人
诱,启发学生自己解答问题。先生批改学生的作业更是细心、认真,圈点学生写的好句子和精彩的地方,并写出具体的评语,帮助学生改正错误,不断进步。”(李赋宁《怀念恩师吴宓教授》)

    吴宓是一个双重性格的人,这一点许多人都有同感:“……先生不善料理家务琐事。但他给我们修改文章时,总常用毛笔蘸红墨水书写,字迹工整。涂改一字,必涂很四方满格,免被误认。他那种治学的严谨与生活的散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茅于美《怀念吴宓导师》)“西南联大外文系里有五位老师给我的印象最深……那就是吴宓、叶公超、柳无忌、吴达元和燕卡荪这五位先生。其中吴宓先生可说是最有意思、最可爱、最可敬、最生动、最富于感染力和潜移默化力量,也是内心最充满矛盾、最痛苦的一位了。吴先生外表似是古典派,心里面却是个浪漫派;他有时是阿波罗式的,有时是狄俄尼索斯式的;他有时是哈姆雷特型的,有时却是堂吉诃德型的:或者是两种类型、两种风格的有机结合。”(赵瑞蕻《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鉴于吴宓的突出成就,1942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他为英国文学部聘教授,与陈寅恪(历史)、汤用彤(哲学)同时获得“部聘教授”殊荣,后又被聘为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审议委员。这是对吴宓学术成就的一种肯定。能与他所景仰的陈、汤二人一起获此殊荣,吴宓感到十分光荣,所以虽然有人建议他拒绝这一荣誉,他还是接受了。

    1944年秋,吴宓离开求学执教30年的清华大学,与系主任陈福田之间的矛盾是他离开的原因之一,据说这多少与钱钟书有关。有一种说法,吴宓与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私交很深,当年吴宓曾让钱钟书在清华旁听一年,还亲自辅导他外语,后钱考入清华。吴对钱钟书十分欣赏,专门写诗称赞钱的才华:“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谋有补赖天工。源深顾(亭林)赵(瓯北)传家业,气胜苏(东坡)黄(山谷)振国风。悲剧终场吾事了,交期两世许心同。”从中可以看出,吴宓对钱钟书的学识是十分赏识的,钱学成归国时,吴宓与清华说好,拟聘请钱为清华外文系教授,清华当时也基本同意了。可钱到联大时,学校却只肯聘为副教授,年轻气盛的钱钟书自然很是不快,对陈福田和清华更是不满,甚至怪罪吴宓,并发泄到小说中。吴宓对清华的变卦自然很是不悦,只好劝钱去了湖南兰田师范学校做教授。这件事加深了吴宓与陈福田(系主任)的矛盾,吴宓最终离开清华去了燕京大学,他在清华的生活从此也画上了句号。

    “那不是听报告,简直是看演出”

    吴宓在外形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之处。对他比较熟悉的清华教授温源宁曾对他有比较生动的描写:“世上只有一个吴雨生,叫你一见不能忘……但是雨生的脸倒是一种天生禀赋,恢奇的像一幅讽刺画。脑袋形似一颗炸弹,而一样的有爆发性,面是瘦黄,胡须几有随时蔓延全局之势,但是每晨刮得整整齐齐,面容险峻,颧骨高起,两颊瘦削,一对眼睛亮晶晶的像两粒炙光的煤炭——这些都装在一个太长的脖子上及一副像支铜棍那样结实的身材上。”但就是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教授,却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他立论上是人文主义者,雅典主义者,但是性癖上却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浪漫主义者。”(温源宁《吴宓》)

    吴宓幼时,读书刻苦,每餐必由家人送至书房。一晚,家人送饼一只、油泼辣椒一碟,吴宓读书入神,误用饼子蘸墨大啖,连曰:“香,香,香。”

    吴有即颂成章,过目不忘之才。1955年回安吴老家,于迎祥宫碑前小站片刻,只将碑文口诵一遍,即能一字不漏默写而出。

    陈寅恪一到哈佛,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正是感于陈氏的购书之多,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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