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陈宝箴提议，如有必要，湖南应宣布脱离北京的中央政府。

    在此期间，梁启超还不忘结交权贵，为康有为援引势力。当他去拜会湖广总督张之洞时，正值张的侄儿娶亲，宾客盈门。张之洞听说梁启超前来，当即撇下宾客，大开中门，将他迎进内厅，与之彻夜长谈。

    国家命运危在旦夕，康有为回到北京，再次向清廷上书请求变法。和以往的上书不同，他的请求立刻得到了朝廷肯定的答复。1898年6月11日，光绪发布上谕，宣布变法。6月16日，康有为被召入宫，“百日维新”拉开帷幕。7月3日，梁启超也受到光绪召见。

    可惜，满口的广东方言害苦了梁启超，“孝”被读成“好”，“高”读成“古”，皇帝听不懂他的话，大为扫兴，只赏了他一个小小的六品衔，任印书局编译。

    比起康有为与皇上几个小时的长谈，梁启超的这次召见并不成功。从此，梁启超痛下决心学习官话，妻子李蕙仙自幼在京城长大，官话十分流利。梁启超流亡日本后，请夫人教他官话，妇唱夫随。

    很快，他的官话口语水平大有长进，在社交场合得心应手，不再吃亏了。

    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开始后，康梁等人根据皇帝授意，发布了不少实行新政的诏书，如设立学堂、奖励发明创造、改革财政等。

    但是，变法的制定者们在政治上既不成熟也缺乏手腕，他们徒有激情而未顾及现实。改革官制，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等，每一项改革都冲击着庞大的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维新党行动过于操切，言辞过于激烈，康有为面对一众大臣，竟然说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的狂言，实在是书生意气。情急之下，他们想到“围园杀后”。本以为看准了袁世凯，可惜，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并未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袁世凯察觉到风向不对，担心引火烧身，便跑到天津，将康梁等人的计划向直隶总督荣禄和盘托出。事态扩大了，康梁之“罪”已不是同慈禧政见不同，而上升到了“谋反”的程度。震怒之余，慈禧下令逮捕维新人士，“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百日维新以失败告终。

    当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刚刚结束访华的行程，滞留北京。他对日本驻华大使林权助说：“救救梁启超吧！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在他和林权助的帮助下，梁启超剪掉辫子，换上西服，在领事郑永昌的帮助下，先逃到天津的日本使馆，再化装成猎户的模样，准备离津。25日，俩人在天津车站的月台上行走时，被梁启超的熟人发现并报告了官府，捕手很快追了上来。俩人跳进帆船，躲至深夜才敢开船，沿白河朝塘沽方向驶去。

    捕手发现动静，又乘蒸汽船追来。眼看蒸汽船越来越近，梁启超绝望了，准备束手就擒。正在此时，停泊在白河上游的日舰大岛丸向帆船驶来。原来，林权助事先打过招呼，让大岛丸在此接应。梁启超终于摆脱了清廷的追捕，登上开往日本的大岛丸。望着苍茫的太平洋，梁启超心事沉重，思绪万端，写下“忍慈割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的诗句。

    梁启超抵日后不久，康有为也在英国人的帮助下，从香港辗转来到日本。师徒相见，犹如重生，热泪盈眶。康有为告诉梁启超，他的老家被清廷查抄，幸好梁宝瑛和李蕙仙已携家人逃到了澳门。梁启超立刻给妻子写信，并将近照附在信中。在照片的背面，他写道：“衣冠虽异，肝胆不移。见照如见人。”

    从共和派转向立宪派

    流亡的生活并不平静。除了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外，在日本内阁大臣犬养毅家，梁启超结识了孙中山。

    在以“得君行道”的康有为看来，孙中山倡导暴力反清，大逆不道，自己深受皇恩，断无与他合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