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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革命先驱,国家脊“梁”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的铿锵之语激荡着那个时代无数年轻人炽热的心灵。

    黄遵宪就极为推崇新民体,称赞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再加上梁启超善用“拿来主义”,直接将日文的汉字词语引入中国,诸如“政治”“经济”“哲学”“民主”等等,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而这其中,有一个词是梁启超的原创,那就是“中华民族”。

    不过,梁启超文采横溢也是一件可惜之事,他写惯了报纸文章、论战文章,只追求打动人。他的一支笔可以惊醒中国长久睡梦的人心,却没有精力写出真正大师级的著作。陈独秀就评价梁启超的著作为“浮光掠影”。

    “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

    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演讲时,引用里的话,勉励清华学生要做君子,树立“完整人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鼓励清华的同学“先从个人、朋友等少数人做起,诚诚恳恳脚踏实地地一步一步去做,一毫也不放松”,这样终会“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即使做学问,也要“在学术界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他的演讲对清华优良学风和校风的养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清华即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字定为校训。

    在清华聆听梁启超演讲的梁实秋回忆说:“他穿着肥大的长袍,步履稳健,风神潇洒,顾盼左右,光芒四射,这就是梁任公先生。他走上讲台,打开他的讲稿,眼光向下面一扫,然后是他的极简短的开场白,一共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这样谦逊同时又这样自负的话是很难得听到的。”

    康有为是梁启超的授业恩师,可以这样说,没有康有为的培养,就不会有后来的梁启超;而梁启超更是因为与康有为共同致力于维新变法,被人合称“康梁”。

    梁启超拜师康有为,对其性格生成及一生的道路选择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富有强烈事业心和美好追求的他,如铁块碰上了磁石。万木草堂打破了传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读书方法,把求知和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紧密联系起来。经过万木草堂的学习,梁启超开始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

    梁启超求学问的欲望极为强烈,平时对康有为虽无成见但却勇于坚持己见。从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开始,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上的分歧也越来越大。初到日本梁启超与康有为一道主张“尊皇”,而仅一年光景,梁启超便大肆宣传民权、批奴性、讲自由,甚且鼓吹破坏主义。梁启超的行为引起康有为的不满,只因天各一方,康有为无可奈何。1900年7月,梁启超至新加坡,两人见面,由于学术思想分歧很大,康有为气恼竟至出手殴打。但梁启超仍坚持己见,并作诗“我所思兮在何处,卢孟高文我本师”“宁关才大难为用,却悔情多不自持”等句,表达出自己的心志。

    但是康有为死后,梁启超甚是悲痛。梁启超痛哭几天,率清华园全体同学在法源寺开吊,自己披麻戴孝,在法源寺守灵三天,每天有人来行礼,他都在孝子位上站着。梁平时喜打麻将,但在康有为死后的三个月内他都不玩。

    梁启超自称:“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所以即使和老师有冲突误会,他也并不退让,而是坚持真理。也正是因为坚持真理,所以他后来坚定地与复辟、祀孔等思想行为进行斗争。

    梁启超晚年受聘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教书育人,同时展开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

    梁启超认为,用科学只能发展物质文明;但却难以发展精神文明,尤其是人生问题,更为西洋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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