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地去了北洋大学；几年后，他的小女儿梅祖芬也报考清华大学，成绩同样不合格，梅贻琦依然坚持原则，梅祖芬去了燕京大学。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3所大学迁到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次年又南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是龙云，作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龙云对西南联大在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给予了很大支持，做校长的梅贻琦很是感激。龙云的孩子当时报考了联大附中，但没有考上，他就想找梅贻琦走走后门，让梅贻琦关照一下破格录取。有一天，他特地登门拜访梅贻琦，请求梅贻琦对孩子给予关照。梅贻琦没有马上表态，而是留龙云在家里吃饭，并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在酒席上，梅贻琦请潘光旦派老师晚上为龙主席的孩子辅导功课，以便孩子明年再考，并言明老师的家教费由龙云出。龙云一看梅贻琦这样坚持原则，也不好再说什么，就爽快地答应了。

    在清华的历任校长中，梅贻琦是最受尊敬的一位。清华学生经常驱逐校长，但梅贻琦从来没被驱逐过，而且学生经常在集会上高喊“拥护梅校长”的口号。之所以能构建如此完美的人格平台，是由于他拥有着崇高的人格操守，而不徇私情、坚持原则的意识，则是其人格操守的一种体现。

    梅贻琦特别廉洁，使用公款非常节省。刘宜庆《绝代风流》一书介绍：抗战之初，梅贻琦刚到昆明，就退掉司机，将个人使用的小汽车拿来公用。他外出有公务，近则步行，远则搭蒋梦麟或别人的车。1941年7月，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在成都准备转重庆回昆明，梅贻琦联系到了飞机票，此时恰好又有个乘邮政汽车的机会，想到乘邮政汽车可以给公家节约200多元，梅贻琦毫不犹豫地退掉了飞机票。

    梅贻琦非常鄙夷化公为私的行为，宁可委屈自己，也决不占公家半点便宜。20世纪30年代初，梅贻琦刚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就主动放弃前任校长享受的免交电话费、免费雇家庭帮工、免费拉两吨煤等几项“特权”。1939年以后，昆明物价飞涨，师生基本生活极难维持，梅贻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了一些补助金，有给老师的，有给学生的。梅贻琦的4个子女都在联大读书，他却不让妻子领取补助金。其实，梅贻琦一家也过得非常清苦，他一个月的工资只能维持一家人半个月的生活，妻子不得不做些糕点寄卖以补家用。1942年，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费正清来昆明，拜访联大的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等人，梅贻琦请其吃饭，本来完全可以用公款报销，他却为费正清举办家宴，一顿饭花了不下1000元，而他当时的月薪不足600元。1962年，梅贻琦在台湾去世，旁边的人打开他病中一直携带的一个箱子，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数目，一笔一笔，分毫不爽。

    “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

    早年在敬业学堂念书时，梅贻琦的成绩就非常优秀，颇受张先生赏识。1909年，他以第六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第一批庚款留学生赴美国深造，专攻电机专业。1915年梅贻琦学成归来，应周寄梅校长的聘请，到清华学校物理系任教。半年后，他利用假期回天津看望张伯苓，表示对教书没有兴趣，想换一个工作。张先生听了以后有些生气，带着教训的口气说：“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没想到这短短几句话，不仅决定了梅贻琦一生的命运，也对清华的前途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这时梅贻琦26岁，张伯苓49岁。

    随后，梅贻琦便遵照老师的指示，又回到清华园继续教书。1925年，清华增设大学部，梅贻琦担任物理系首席教授。第二年4月，他被全体教授推选为教务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清华正式改为国立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