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促使教学科研的健全发展，对蔡元培执掌北大时期形成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蒋梦麟坚持不变。在“大度包容”的方针下，自由主义传统得以延续下来。他对全校同仁宣告：“我们当继续不断地向‘容’字一方面努力。‘宰相肚里好撑船’，本校‘肚’里要驶飞艇才好。”

    蒋梦麟以自己的渊博学识和精明干练，在那段艰苦岁月里，克服重重困难，小心翼翼地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把希望之舟平稳渡过惊涛骇浪，二十年如一日，终使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提升，达到了北大历史上的最高峰，为当时北平国立八校之首。到抗战前北大已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对此，蒋梦麟十分谦逊地说：“我在北大工作二十几年，主持校政十七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又说：“我自到北大后，始终得到适之、孟真的全力帮助，方才有北大的发展。”

    “郭子仪第二”

    在蒋梦麟的教育理念中，青年学生一般不应该介入现实政治，现实政治是成年人的事情，青年学生的根本目标是将自己培养、造就成有知识、有能力的有用之才，以供国家驱使。只有当现实政治实在惨不忍睹，成年人太不负责任的时候，青年学生利用自己的热情，出而唤醒民众，昭示天下，达成此目标即应返回教室，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荒废学业，放弃其自身的职责，自坏国家将来之干城。

    至于成年人的责任，蒋梦麟在当北大校长那些年里，从来未敢放弃，并以北平文化界领袖的身份冲锋在前，以致引起日本军方的关注，并将之列入应予逮捕的黑名单。1935年11月29日下午，日本宪兵径直来到北大校长室，“邀请”蒋梦麟到日本驻防军司令部“解释”其反对日本的事情。蒋梦麟本着“临难毋苟免”的古训，答应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去。

    当蒋梦麟将这件事告诉家里的时候，有朋友劝他不要去日本军营，听日本人到北大来逮捕好了。但是，他们敢吗？然而考虑再三，蒋梦麟依然决定单独前往，在天黑以前抵达设在东交民巷的日军司令部。

    蒋梦麟独自前往，显然出乎日军的预料。日军大佐说：“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边说边递给蒋梦麟一支香烟。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蒋梦麟一边回答，一边接过日本人的香烟。

    “那么，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是签了字的。那是我们中国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么，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板垣将军谈谈？”这时电话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蒋梦麟说：“已经给你准备了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宪兵是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听闻此言，蒋梦麟正色道：“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这位日本大佐听到这句话脸色立即变了，好像蒋梦麟忽然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说。

    “怕吗？不，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