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静安寺门口的台阶上，我听到了钟声。抬头望一眼晴朗天空，我想，神明就在那里看着我吧。因为这么看着我，所以我才会找到庄琮。因为我们之间，隔着那么深、那么宽的一片海。

    在来静安寺的旅游大巴上，我的印度客人们问我：你有信仰吗？

    我想大多数人在确定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之前，都是随波逐流，以免自己显得愚蠢和落伍。

    信仰，也是一样。

    我所生活的小城，普遍信仰天主教，周末教会做弥撒，逢节日有演出，能领到面包、糖果与橘子汁。虽然幼年的我并不明白圣咏里“那含泪播种的，必含笑获享收成”是什么意思，但坚信那是真理，因为它带来热闹、愉悦、欢聚与美食。

    我很怕与别人不一样，怕被人群遗忘，因为深知自己的乏味，所以恐惧他人的厌倦。有时我会想，如果我是庄琮，还会这样吗？

    第一次在网上看到她的相册时，有一张照片的注释是：“就算我喜欢，一旦你喜欢，我不会再喜欢。”

    过了油菜花疯狂盛开的时节，南方的夏日就变得漫长而湿热。我就是在这样的季节，第一次从翻出的影集里，看到一身戎装的爷爷。

    爸爸是中学地理老师，他拿来地图册，翻到台湾岛的那一页，对我说，爷爷在这里。

    “爷爷为什么不回来？”

    “因为，爷爷已经忘记了以前的自己。”

    现在我才觉得爸爸的回答矫情得要死，但那时，我睁大了眼睛，在窗外灼热的夕阳和寂静的水声里，听说了一个过去的故事。

    爷爷跟随大部队，登机撤向台湾，小战士飞奔回来告诉奶奶收拾行李随行，可是当奶奶带着大伯和家当赶往临时机场时，飞机已经消失在了响彻防空警报的天空里。

    “为什么奶奶没有带上爸爸？”“因为爸爸当时在奶奶的肚子里。”“所以你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吗？”“嗯。从来没有。”

    后来我去北京上大学。爸爸说，当年我们家在北京有四十九间房，可是奶奶信了奸商的危言耸听，所以一哭二闹三上吊逼着大伯卖掉房子。每说到此，他都要用力一拍大腿。

    本来我对于自己奋斗一辈子也未必能在北京买个阳光普照的房子不怎么在意，但自从知道这件事情，我就变得仇富以及耿耿于怀。就是在那种不知该把北京当故里还是当他乡的情绪里，我第一次看到庄琮的笑脸。

    那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收到远方寄来的信件。在西城区一间老旧的办公室，因为一个陌生电话，我匆匆赶去，填写了很多表格，领取了那封来自台北的信件。

    坐在灰头土脸的胡同口，我拆开那封已经投递出半年之久的信，在掉落出来的照片上，我看到爷爷老去的面庞。

    明朗的小院里，一家人坐在榕树下，爷爷戴着宽边帽，穿毛线背心，拄着拐杖，挺拔的鼻子两侧布满皱纹，眼窝深深凹陷。身边围绕一双子女，还有一个我差点以为是自己的姑娘。

    不长的信件，是由那个姑娘书写，她的名字，叫作庄琮，我叫庄瑾。我们有四分之一的血液相同，我们都长得像爷爷，在家谱里，我们都是玉字辈。她是我的姐姐。

    她说，爷爷的部下因母亲重病，欲偷渡回福建。迫于军规，爷爷一枪打死了自己的部下，在照顾未亡人三年之后，终于有了照片上的这一家人。这是奶奶离世后爷爷才开口说起的过去。

    她说：“无从寻找当年的地址，依照爷爷的依稀记忆，寄往北平旧址。也许你们不会收到这封信件，可是他希望知道家人一切都好，儿孙满堂。”

    我从钱包里，翻出爷爷年轻时的黑白旧片，好像突然明白小时候读余光中的诗，小小的邮票窄窄的船票浅浅的海峡，为什么是一条那么久远的回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