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是与民休息，安定百姓。在他即位不久，就接连下了两道诏书。第一道诏书说：“在春季要到来的时节，连草木和各种生物都有它自己的快乐，而我们的百姓中鳏寡孤独、贫穷困窘的人，有的已经面临死亡，而为人民当父母的不体察他们的忧愁，还干什么呢？要研究出一个赈济的办法。”第二道诏书说：“年老的人，没有布帛就穿不暖，没有肉就吃不饱。如今正当岁首，不按时派人慰问年老的长者，又没有布帛酒肉的赐予，将用什么帮助天下的儿孙孝敬赡养他们的老人？现在听说官吏给贫饿老人发放饭食，有的用陈谷子，难道这符合赡养老人的本意吗？要搞个法令出来。”有关官府根据诏书给各县、道（少数民族区域的行政区划，相当于县）下达了下列法令：“年80以上，每人每月赐米1石，肉20斤，酒5斗；年90以上，每人另加帛2匹，絮3斤。所赐物品，由县令过目。赐给90岁以上老人的物品，由县丞（位次于县令的官职）或县尉（位次于县丞）致送；不满90岁的，由啬夫、令史（低于县丞、县尉的官职）致送。郡太守派都吏（负责检查的官职，后世称督邮）巡行各县，对不合规定的，予以督责。对刑徒和有罪未及判决的，不用此令。”

    此外，无论从国政、吏政，还是自我要求、皇亲约束等方面，都有一些比较突出的做法。诸如：

    偃兵务农。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刘恒即位不久，就和平解决了南粤问题。秦始皇时略定南方土地，设置了桂林郡（治所在今广西桂平）、南海郡（治番禺，即今广州市）、象郡（治临尘，即今广西崇左）。秦末农民起义之际，南海郡尉赵佗乘机扩大势力，听到秦朝灭亡，就合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武王。汉初，刘邦无力远征，派使者立赵佗为南粤王，要他在当地和辑粤族各部。与汉朝通使，不要扰乱附近各郡。吕后时期，认为南粤是蛮夷，禁止卖给铁器；马、牛、羊，只卖牡，不卖牝，不使其繁殖。于是，赵佗就自号南武帝，发兵攻打汉朝的长沙郡。吕后派兵征伐，不能取胜。赵佗本是真定（今石家庄市东北）人，虽去南海已49年，不忘家乡。他听说先人坟墓已被破坏，亲族兄弟有的被杀，更为恼火，发书要求汉朝撤离长沙郡的驻军，给他送去亲族兄弟。刘恒下令修复了赵佗先人的坟墓，派人慰问了他在真定的亲人，还给赵佗的亲族兄弟以尊贵地位。然后派使者持诏书和礼物前往告谕赵佗，只要削去帝号，不再扰乱附近郡国，则承认他为南粤王，允许他自治，与汉朝通使往来。赵佗削去了帝号，重又称臣归服了汉朝。

    对北方的匈奴，基本采取和亲与防御政策，保持边塞地区的安定，文帝还采纳了晁错“徙民实边”的建议，招募内地居民迁往边塞，为其提供生活、生产条件，亦兵亦农，世代居住，形成防御力量。

    周秦以来，重农抑商也是基本国策，刘恒亦认为：“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道民之路，在于务农”。为了提倡农业、刺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他曾“开藉田”，“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他采纳晁错“贵五谷而贱金玉”的主张，实行以粮食换取爵位或赎罪的政策。他曾多次降低田税。汉文帝十三年曾一度宣布“除田之租税”。

    减刑节用。汉文帝不论在国事开支方面还是他个人用度方面，都精打细算，简朴从事。他严令各级官吏要“务省徭费以便民”。汉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他下诏：“我担心匈奴内侵，所以不能停止边防的事。但长安的各种守卫机构那么多，开销太大，卫将军所属的军队要撤消。太仆要清点马匹，除留下必用的以外，要全部送给驿使用。”在刘恒当皇帝的23年中，宫室、苑囿、狗马及各种装饰器物都无所增加，前朝留下什么，他就用什么，不挑不拣，一仍其旧。他也不是不想奢华，尤其是也想在任上留下一些痕迹，但每想到用度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