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在郡国兴办地方学校。这样，儒学成为士人进身阶梯，把教育体制与用人制度和统一思想协调起来，天下士人为进入仕途，纷纷统一到儒家思想中来。

    三、革故鼎新励精图治

    思想统一了，革新的绊脚石去掉了，汉武帝开始了一系列的新政。

    由于武装立国等历史原因，汉朝到武帝时仍然是军人贵族政府。为打破这种局面，改变政府官员的构成，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通过一系列法令、措施，建立并健全了由察举、太学、征召以及公车上书等组成的以选拔文官为主的用人制度。

    首先是察举制。自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全国大规模推举后，又于元光五年（公元前134年）、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几次要求郡国推举孝廉、贤良方正、秀才，并且规定不举孝廉者罪。并允许官民上书言政，还下诏表示要将这些“有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破格任用为“将相”或“使绝国者”（出使远方国家的使臣）。察举选官制汉初就已存在，有贤良和孝廉二科，武帝又增加了科门：德行、学术和儒学、明习法令的法律人才、行政人员，元封五年又增加茂材异国科。汉武帝健全了这种选官方式，使察举制完善起来。

    汉武帝在完善察举制的同时，还建立了征召制，征召那些有一定才能又不肯出仕的社会贤达、隐居高士、学者名流。建元征召，有文学家枚乘、儒学大师申培等。此后汉武帝又在元光五年征召通世务晓习道术者，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派遣博士行天下征召君子隐士。征召制、察举制与公车上书制的相配合，汉武帝网罗了大批人才。

    建元年间，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兴建太学，设五经博士。太学是我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养天下之士”，完全是培养文官人才的制度。朝廷由太常选拔18岁以上的优秀青年入学受业做博士弟子，郡国也可以挑选品学兼优的青年送到太学。学习一年，经过考试，凡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甲等者并为郎官；下材而不通一艺的不用；如有特别优异的茂材异等，名字直接上报。这是教育与选官相结合的制度，它定期地、经常地向朝廷输送文官，是政府各级官员的主要来源。

    通过上述用人制度的改革，汉武帝直接或间接地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形成了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制度，使地主阶级中下层的知识分子踏上了仕途，扩大了西汉王朝的统治基础。在汉武帝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学等方面的人才。

    在充实、加强统治机构的同时，汉武帝还大力加强中央集权。首先是削弱相权，强化皇权。由于汉丞相大多为开国功臣，位高权重，权力往往超过皇权。汉武帝对这种丞相分权的情况极为不满，他上任后开始逐步改变这种情况。这时，适逢汉初功臣元老也大都去世，汉武帝便趁机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逐步改变军功贵族专权的状况，用儒生来为他的政治服务，通过一系列官制改革，取消军功贵族的特权地位，至元朔五年（公元前122年），武帝打破列侯拜相的旧制，任命出身贫苦的儒生公孙弘为丞相，彻底摧毁了军功贵族的特权。汉武帝不仅削弱相权，还经常对丞相采取谴责、黜免、甚至处死的措施。

    为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采取“强干弱枝”的政策，削弱地方割据势力。首先汉武帝从董仲舒提出的“大一统”理论中找到了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势力的理论依据，他极力宣扬大一统的理论。并于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清除分封制。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由长子继承王位外，还可以推恩将其余的诸子在原封地内封侯，新封的侯国不再受原国王管辖，直接由各地的郡县来管理。这一措施名义上是皇帝施以恩德，实际上剥夺了诸侯王的政治军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