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愎自用，再加上为了控制军将，每次作战前都亲自拟定阵图，结果严重束缚了前线将帅的手脚。

    端拱元年（公元988年）秋八月，北部边境接连3次警报，依次是涿州、祈州、新乐失守。太宗满面愁容，对群臣说：“契丹不肯收兵，经常骚扰河朔，看来不得不大举北伐了。”他心里却对出师一点把握都没有，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初北伐时踌躇满志的信心和决心。朝中一些大臣开始提出主和与主战两种不同的政见。主和派要求太宗屈己求和。宰相李昉等相率上疏，引证汉唐故事说明对外讲和的重要。但是，对于那些明显要求屈辱求和的主张，太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他对赵普等人说：“恢复旧疆，不是别人的主张，是朕的一贯志向。伐辽失败只是由于将帅军事指挥上的失误所致。”右正言、户部郎中张洎等主战派则相继上御戎策，建议加强边地武将的兵权，任贤修政，省官畜民，选励将士，再次北上伐辽，收复失地。太宗虽对这些主张加以赞赏，但却不打算实行。

    太宗晚年，守内虚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已经形成。因此，对辽由攻到守，准备和解。而辽朝的萧太后对宋朝多次北伐却耿耿于怀，向宋摆开了进攻的阵势进行威胁，并帮助李继迁继续削弱宋朝的力量。宋太宗为了防守，使宋军在河北沿边的平原上疏浚、开拓边地河道，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至泥沽海口，利用河渠塘泊，筑堤储水，深十余尺，作为屏障，曲曲弯弯，东西900里。沿塘设置28寨，125军铺，士兵3000余人，部署兵船百余艘，往来巡警，以防辽国骑兵的奔突。对于辽军的入侵，“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结果军队将士手足无措。守边将领们只好得过且过，“及遇敌则惟以闭垒塞门为上计”，真正能对辽军作战的将领屈指可数。从此，宋朝军队的作战能力越来越弱了。

    三、借鉴前车以文治国

    宋太宗是自五代以来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皇帝。他即位之初也重武，是因为当时形势需要他继承太祖的统一大业，既然武运不昌，遂转而重文。太宗在多次伐辽失败后，失去了往日的锐气；但文治方面，他的确有很多独到之外。他开创、修补、完善了宋朝的各项典章制度，使之在自己在位期间基本成为定制，为宋朝奠定了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各方面制度的基础，使其不至于像五代各朝那样短命天折。两宋之人多言“祖宗之法”，这“祖宗之法”即是指宋太祖宋太宗而言，其中太祖法度主要在于军事、政治方面，而太宗除了对太祖法度做了进一步完善外，又着重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法度规范。

    科举制度虽始于隋唐，但真正完善是在北宋。到宋初，门阀制度不复存在，科举向文人知识分子广泛开放，“家不尚谱谍，身不重乡贯”，只要文章、诗赋合格，都可录取。宋太宗扩大了取士的规模，每次科举考试录取的进士数额远远超过唐代及宋太祖时。太宗还促进科举取进士日趋严密、完整。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以后，殿试成为定制。太宗进一步规定，殿试后在殿前“唱名”，由皇帝分别赐与“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的功名。太宗时实行考卷糊名弥封法，有效地防止了考官利用试卷作弊。宋太宗还严格科举考试，亲自复试。

    太宗十分重视发展文化事业。五代以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在石长庆门东北，仅有小屋数十间，而且“湫隘卑庳，仅庇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旁，卫士驺卒，嘈杂其旁”，条件很差，三馆每逢受诏撰述，都是移到其他地方。太祖时期，也没有什么改善。太宗即位的第二年，亲到三馆视察，看到这种寒酸状况，对左右侍从慨叹道：“这哪里能够蓄天下图书，待天下贤俊？”当即下令另选左升龙门东北车府地为三馆新址。命中使督促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