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附疣，被人讥讽为“瘿相”，为人又十分阴险，一味迎合帝意，与其他几个奸臣一道被称为五鬼。

    不过，这么多的“祥瑞”并未给赵恒和他的帝国带来多少好处，反倒天灾人祸不断。

    从大中祥符九年的夏季起，京畿、河北、陕西、京西、京东以至江淮、两浙、荆湖的大片地区发生旱蝗，各地关于蝗情的奏报不断送进皇宫。为此真宗忧心仲忡，几次或亲自或遣官分赴各道观，建道场祈祷上天，乞求保佑。又几次下诏灭蝗。但灾情不仅没有减轻，反继续扩大。这年七月的一天，真宗方坐便殿，左右报告有飞蝗经过京城。他出门临轩观望，但见飞蝗遮天掩日，不见首尾。真宗忧形于色，意甚不怿，命撤膳应灾。自此，忧郁成疾。

    久任相位的王旦，自“天书”、封祀之事起，对赵恒即多加迎合，少有谏诤，凡事若少忤赵恒之意，便蹙促不安，处事决政“务遵法守度，重改作”，洁身自好。这时，以朝政衰败，灾异严重，他于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七月称疾辞去相位。真宗即擢王钦若为相。

    王钦若拜相后，首以排除异己为能事。参知政事王曾因为与他有前隙，便首先被排挤出朝。参知政事张知白因与他议事多不合，复被排挤，罢知天雄军（今河北大名）。连三司使李士衡因前任河北转运使时，屡献金帛助祀而一直得真宗青睐，也被视为眼中钉，暗进谗言，阻其进用。王钦若的专横引起朝野的不满，遭谏官连章 弹劾。复有人上书揭露他卖官鬻爵，王钦若面见真宗自辩，求让御史台为他辩诬。真宗以“国家置御史台，非为人辩虚实”为辞，不允。接着，又有人揭露他家藏禁书，被真宗召问，始不自安，遂罢相，出判杭州。

    王钦若罢相后，真宗想起王旦的举荐，召拜久在朝外的寇准为相，以丁谓为参知政事。丁谓善于揣摩人意，靠对真宗的逢迎，青云直上。寇准素恶其人，他也对寇准衔恨在心。丁谓由此串联早就对寇准心怀不满的曹利用等，合谋伺机排挤寇准。

    真宗自患病后，则日益迷信。他虽曾经说过：“古人多言祷神可以延福，恐未必如此。”这时却不断幸遏宫观，拜神求佛，乞求神祗保佑。天禧二年三月，永兴军巡检使朱能奏掖“天书”降于乾祐（今山西柞水）山中，赴京城恭献。赵恒仍崇信不疑，备列仪仗，亲到琼林苑，奉接“天书”入宫，大赦天下，普度道释童行，广建道场祭天祀地。复在天安殿召见来自京城及各地庙观寺院的道尼僧徒一万三千余人，赐以药银大钱，让他们为自己祈福延寿。这年八月，立皇子赵祯为皇太子。从此援引每三五单日监轩听政的旧制，对诸臣所奏军国大政敷衍应付，余则避居深宫，沉溺丹鼎。皇后刘氏渐渐专权于政。

    寇准于是奏请真宗：“皇太子渐已成人，人望所属，愿陛下思社稷之重，付以神器，以固万世根本。丁谓为人奸佞，不可以辅佐少主，请择方正大臣以为羽翼。”真宗点头答应。不料此事为丁谓侦知，丁谓急找钱惟演等，通谋刘皇后，向真宗进谗言，说寇准专权，图谋不轨。真宗患病后，事多健忘，这时竟不记得与寇准的前番谈话，轻信丁谓等所言，将寇准罢相，擢参知政事李迪为相。

    继之，丁谓又与真宗的亲信宦官、入内副都知周怀政发生矛盾。周怀政与客省使（掌契丹、高丽国信使见辞宴赐及四方进奉、四夷朝觐之事）杨崇勋等人合谋，欲杀掉丁谓，复相寇准，废刘皇后，奉真宗为太上皇，传位太子。并商定于天禧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起事。就在政变发生的前一天晚上，杨崇勋临战畏惧，向丁谓告发。丁谓闻变，身穿便服，乘坐妇人轿车急找枢密使曹利用商量对策。次日天亮，曹利用即进宫入奏真宗。周怀政正欲布署起事，突然闯进一队卫士，将他逮捕，与此同时，周怀政的同谋者也一一被抓。刘皇后亲自审问了周怀政等人，奏告真宗，将他们斩杀于